商业的发展，导致一些财力雄厚的富商的出现。如山西的票号，两淮的盐商，广东的行商和各地的粮商、布商等，资财都达到数十万至数百万两。可以说，乾隆时期使康熙盛世发展到了顶峰，是故史家将其合称为“康乾盛世” 。而历史发展到现在的中国，在世界上仍然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
文字狱和文化专制
清朝在康、雍、乾三朝，一方面在经济上飞速发展，一方面在文化上实行专制政策，尤其是雍、乾时期，曾连续大兴文字狱。对一切文字著述，只要清朝统治者认为触犯了君权，或者有碍于自己的统治，便被目为“狂吠”、“矣谒”、“悖逆”，必兴起大狱，置之重典，往往一案株连数百人。
如1728年(雍正六年)吕留良之狱。浙江吕留良所著诗文和日记，其中有激烈的夷夏之防等言论。吕留良早死，湖南曾静与弟子张熙，因受其思想影响，列举了雍正皇帝九条罪状，劝四川总督岳钟琪起来反清。结果岳奏闻朝廷，将吕留良家属、师徒，以及其他与此事件有关的人员，一律治罪。主要人物死者戮尸，活者斩首，受牵连者或杀或流，或发配为奴，轻者亦受杖责。乾隆时期的文网更加严密，即使是那些曾经受过皇帝嘉许的人，只要被认为稍有“不安分”的表现，也会横遭杀头之祸。乾隆时期的文字狱，多达50多起。
上述政策为后世中国的统治者起了极为不好的示范作用。文化专制导致社会自由思想的萎缩，对于社会风气也产生了消极影响。
乾隆时期的对外交流和冲突
较之康熙和雍正王朝，乾隆时期的对外交流更加广泛，除了与亚洲一些国家继续保持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外，同西方国家的交往中冲突开始显露。乾隆在位60年间，西方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美国建国，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而此时的东方大国依旧按照自己古老的文明运行方式运行着。西方的所谓现代文明开始与之发生碰撞。
与亚洲国家的交往
乾隆时期中国在亚洲的对外交往，主要是与朝鲜、越南和日本。在经济上，中朝两国除通过使臣進行的贸易外，在义州、会宁、庆源等地还设有定期的贸易市场。中国商人运去绸缎、皮货、布匹、文具等，贩回纸张、苎布、人参、牛马和食盐等物品。朝鲜开城的松商和义州的湾商，都以跟中国通商而著名。18世纪时，朝鲜商人每年输入中国的白银就达几十万两。此外，中朝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十分密切。每次朝鲜的使节团来中国，随行的人员都会购回很多中国书籍。中朝学者还相互赠送书籍或著作。
康熙年间，中日之间的贸易十分繁盛。而到了乾隆时期，双方之间的贸易更加频繁。中国商船航日，最多时一年达一百余艘。所携带的商品，种类繁多，包括生丝、绸缎、瓷器、茶叶、药材、纸张、砂糖、染料、工艺品以及书籍、文具等等。从日本输入中国的货物，以铜为大宗，其余则有金银、海味、漆器等。随着贸易的发展，旅居日本的中国商人也日益增多。清代留居日本的中国人，对日本文化也有一定的贡献。
乾隆时期，中国和暹罗(泰国)之间的关系也有進一步的发展。18世纪以后，双方的贸易极为频繁。每年从上海、宁波、泉州、厦门和潮州等地前往经商的货船有五六十只之多。当时，暹罗的米输入中国的数量很大。清政府还制定奖励办法，鼓励双方商人向中国贩运暹罗米。随着贸易往来的频繁，中国人移居暹罗的也日益增多。
此外，康乾时期的清政府，和越南、缅甸、柬埔寨、老挝、尼泊尔、印度、菲律宾、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等国，也都保持着友好关系。
与西方国家的交往和冲突
顺治、康熙和雍正王朝，中国和欧洲的文化交流较之明代有了進一步的发展。乾隆王朝，这种交流更加广泛。大量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成为当时东西方交流的媒介。一方面，他们向中国人推荐西方的信仰和实证科学，如关于天文、地理、历法、数学、水利、医药、火器等方面的知识;另一方面，他们通过翻译中文图书，向西方国家广泛介绍了中国的地理、历史、学术、典章制度和风俗习惯等。他们曾先后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中国古代经典译为拉丁文加以刊行;德国著名文学家歌德，曾试图用《赵氏孤儿》为蓝本编写剧本;18世纪时，巴黎、维也纳、罗马等欧洲大城市，曾上演了不少中国题材的歌舞剧。
辉煌的中华文明对欧洲的一些学者，比如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们认为中国的儒家学说，符合人文主义精神。
在经济上，从中国進口的茶叶、丝绸和工艺美术品，特别是瓷器和漆器，深受欧洲人的欢迎。17世纪时，中国瓷器在欧洲还比较罕见，多为宫廷所珍藏。到18世纪，从中国运往西欧的瓷器逐渐增多，开始成为生活用品。这时，欧洲仿制华瓷也获得了极大成功。这时，西欧的丝织品的色调和花纹，也多仿效中国。
对于中国的园林建筑艺术，欧洲人也大为惊叹。一个叫钱柏兹的英国建筑师来中国参观后，写了一本《东方园林》的书，并在伦敦附近修建了一座模仿中国园林的花园。这座花园顺应自然环境，形成一种非常优美新异的风格，当时被称为“中英式花园” 。
不过，对于中国的君主来说，西方的文化虽然有可以吸收的成份，但较之中华文明仍处于从属地位。那些遥远的西方国家对中国似乎并没有太真实的意义。
在经济方面，从康熙到乾隆的而清朝的统治者对发展外贸，即西洋各国来华通商并无热忱，除了认为“天朝”地大物博，无须与外互通有无外，也担心自身统治受到外来威胁。清朝对外贸易政策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海禁时期(1644—1683) ，主要目地是为了封锁东南沿海岛屿的反清势力;第二阶段是多口通商阶段(1684—1756) ，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南京) 设置海关，允许外国商船前来贸易，但这种开放是有限度的;第三阶段是广州贸易阶段(1757—1842) 。乾隆二十二年，即1757年，为了防止外国了解中国，深入内陆，乾隆下令关闭其它海关，只允许广州一地海关与外国通商，并由政府特许的“十三行”商人统一经理外商来华贸易事宜，同时对中国商船的出洋贸易也规定了许多禁令。乾隆帝曾谕令两广总督苏昌：“国家四海之大，何所不有，所以准通洋船者，特系怀柔远人之道。”
对于外商在中国的居留和活动，清政府还先后设有很多其它约束。比如，只能在5月至10月的贸易期中前来广州;只能居于由公行设立和监管的“夷馆”;不得進入广州城;不得向华商贷款;不得雇人传递消息至内地;通过公行向中国官员转递的文书须以下至上的“禀贴”为形式;不得携带妇人;不得乘坐肩舆。对外商在华所购货物的种类和数量，也有着不少限制。这些做法既反映了清政府对于西洋势力的政治疑惧，也反映了它高高在上的天朝大国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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