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制定和颁布
国民党在北伐成功后，开始认真推动宪政。国民党于1931年5月5日制定"训政时期约法"，明确了委托国民党代管政权是临时的，最终目地是回归宪政。
1936年，国民政府公布了"五五宪草"，规划回归宪政，还政于民。这种行为使中国经济重上轨道露出一道曙光。同期立法院先后制定了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法院组织法、商事法、公司法。这一系列立法行为基本肯定和继承了清末民初的一系列经济法制建设，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此后，国民政府推动宪政的努力被日本侵华战争所打断，但是这种努力并未完全停止，这主要表现在抗战时期国民参政会和地方参政会的选举和运作。国民参政会包括了所有主要反对党(包括毛泽东在内)的领袖。1942年大部分参政员又由遴选制改为选举制。
可以说，国民党在艰难的时势下，仍然努力推行宪政，并给予知识分子和普通人民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游行示威的自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无数知识分子可以对国民政府统治進行谩骂，可以看到中共在国统区设立报社，攻击国民党。反观今日之大陆，又有多少人可以真正享受到上述自由呢?
蒋介石的“抗日持久战思想”
蒋介石的“抗日持久战思想”的形成和全面抗战前的军事准备
早在日本于30年代初侵略中国东北时，蒋介石就开始着手进行应对日本大规模侵略的准备，并逐步形成了抗日的“持久战”思想。
首先，蒋介石对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九一八以前二十年中，我们和帝国主义的斗争，都是局部的冲突，没有正式的作战。我们历来的革命物件，始终是国内的军阀，而帝国主义也始终没有正式出兵进攻我们，有企图消灭我们的决心。这就是当时我们革命军的力量，还不充足，所以帝国主义不大注意;换一句话说，就是他们在当时看不起我们。但是，到最近几年以来，他们看到我们革命的力量一天一天的发展起来，快要把整个国家统一起来，就要打倒实行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了，因此遂嫉恨而且惊慌起来了，所以不得不乘现在中国天灾人祸齐相逼来的时候，赶紧拿军队来压迫我们，并且下最大的决心来消灭我们。”“九一八以来，帝国主义积极侵略我们的原因，一是他们恐惧我们的力量，一是我们国内再无可供他们利用的军阀。”“这是我们革命力量增长的结果。”
其次，因为对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有着清醒的认识，对中国和日本间的实力差距有着充分的认识，所以蒋介石在“九一八” 事变后，采取了“和战两用”的策略，是为了“此刻暂且含忍，绝非屈服。如至国际信义条约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且不应该忍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的决心与最后之准备，届时必领导全国人民，宁为玉碎，以四万万人之力量，保卫我民族生存和国家人格”。(1931年9月22日，在中国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的这一讲演) 蒋介石既决策“和战并用”，该和即和，该打即打;又决策“攘外必先安内”，一求党内团结，二求国家统一，三求剿共胜利 ─ “冀除我民族的根本大患”。
同时，蒋介石对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可能性和对日战争的持久性也早有预见。蒋曾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两天后的日记中写道：“日寇野心既已爆发，必难再收，东亚从此无宁日矣!”蒋还早在1932年提出，万一与日本发生全面战争，即将国都迁往四川，以应付长期抗战，因此才确立了一条“修好西南”、并使西南与中央统一的方针。待修好西南事成，蒋介石方于1935年8月有信心的说道：“即使我们丢失了中国关内十八个省中的十五个省，只要四川、云南、贵州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我们就一定能打败任何敌人，收复全部失土。”其持久抗战的战略思想显然已有所定。
第三，基于对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可能性和对日作战持久性的认识，蒋介石下令以建设为本，在军事、物质与国民精神上积极准备抗战。即以“社会、交通、经济等各方面建设工作的方式，来掩护作军事抵抗侵略的准备”。这具体表现在：
其一、积极培训军队，购置武器装备，于全面抗战爆发前，已购买一万金马克的武器装备和兵工设备，装备成四十个师的兵力。
其二、据大陆史家称：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已将全国战场分为五个方面。一是正面，包括山东区、河南区与徐海区。二是晋绥侧面阵地，包括山西区、绥远区。三是东正面，包括江苏区、浙江区。四是南海区，包括福建区、广东区。五是警备区，包括陕甘宁青区，湘鄂赣皖区、广西区、滇黔区和川康区。然后在郑州、开封、徐州、海州和京沪一带设置防御工事。其中，在江浙区的五个防区、十六个阵地上，计划建造二六零六个工事，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已建成二二六四个。在山东区、鲁东阵地计划建成三三个工事，至一九三七年初均已建成。在河南区的豫北分区九个阵地计划建造一三五三个工事，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已建成一二七三个。其它三个区均有建设工事的计划。同时，蒋介石还将南京一线、上海一线与杭州一线的工事构筑任务，分由谷正伦、张治中和张发奎负责，前后投入一百多万圆，并由驻军八十七、八十八师担任构筑任务，至一九三七年春全部完成。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速，连日本侵略者也叹为观止。
其三、与西南地方势力修好，使云、贵、川等半独立省份能够出于避免赤患、繁荣西南之考虑，同意在彼建立全国抗战根据地，为坚持全面抗战和持久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至为重要的地域基础。 1934年中共残余流窜西南时，中央军曾应邀进入西南、“保护”他们逃过云、贵、川的做法，目的就是要向地方势力表示，中央政府非但要保护西南不受剿共战事的破坏，而且对他们并无企图之心。1935年蒋介石“单骑走西南”时，即能够使四川的军政始统一于中央，亦不能不说是得力于对西南的正确方针。
其四、发动“新生活运动”，以为坚持持久的民族战争作精神的准备。当时日本官员阿部信行曾强调指出：“新生活运动是排日运动的结晶。”又称中国有三件不可轻予看过的大事，就是“整顿财政、整顿军备和新生活运动。”
第四，有了必要的准备，蒋介石还有着坚决抗战的决心与抗战必胜的信念。蒋介石在“九一八”后一日的日记中曾写道：“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之时，来侵略我东三省矣!呜呼!痛哉!余唯有鞠躬尽瘁然后而已，拚我一身以报我总理!报我先烈!报我民族!” 至“七七”事变爆发，他对抗战的决心和抗战必胜的信念，已公开表述得十分清楚。除著名的“最后关头”讲演以外，同年8月31日，他在答法国《路透社》记者问时又一次坚定的表示说：“中国必须保持其主权，维护其行政和领土完整。”并且宣称：“我个人坚强的自信，假如日本继续侵略，中国一定不为日本所败。中国将要保护其领土以至最后一弹一卒……”。9月20日，他还在答《巴黎晚报》记者问时说：“如日本在中国境内从事侵略一日不止，则中国之抗倭战争一日不止，虽留一枪一弹，亦必坚持奋斗，直至日本放弃其侵略、并撤回其侵略工具武力之日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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