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对“打人”也要進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毛泽东当年讲的这句话在肆虐一时的造反运动中广为流传。既然对阶级敌人的暴力是他们“活该”，那么暴力和杀戮也就广泛传播开去。
1967 年8月13日到10月7日，湖南道县人民武装部的基层民兵屠杀“湘江风雷”组织成员及黑五类。历时六十六天涉及十个区，三十六个公社，四百六十八个大队，二千七百七十八户，共四千五百一十九人。全地区十个县共死九千零九十三人，其中“地富反坏”占38%，地富子女占44%。被杀人中，年级最大的七十八岁，最小的才十天。这仅仅是文革暴行中，一个地区的一个事件。在1968年初“革委会”成立后的清查阶级队伍运动中，内蒙古清查“内人党”制造了三十五万余人被杀的血案。
1968年在广西有数万人参与了对“四?二二”群众团体的武装大屠杀，死人十一万。
由此可见文革中的暴力屠杀首案、大案全是国家机器的行为，是共产恶党领导人纵容和利用暴力迫害残杀百姓。直接指挥和执行这些屠杀的凶手多是军队、员警、武装民兵和党团骨干。如果说，土改是为了土地而依靠农民打地主，工商改造是为了资产而依靠工人打资本家，反右是为了让知识份子缄口，那么文化革命中这种你斗我，我斗你，并无哪个阶级是可依靠的，即便你是共产恶党依靠过的工人农民，只要观点不一致，就可以杀你。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这就是为了造就共产恶党一教统天下的大势。不光统治国家，还要统治每一个人的思想。文化革命使共产恶党、毛泽东的“造神”运动登峰造极。一定要以毛泽东的理论独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于亿万人脑中。空前绝后的是文化大革命不规定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而是“什么可以做，要怎样去做，而除此之外什么都不能做、不能想”。文革中，全国人民实行着宗教崇拜一样的“早请示，晚汇报”，每天数次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早晚两次政治祷告。认字的人几乎人人写过自我批评和思想汇报。言必称语录，“狠斗私字一闪念”， “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文革中只允许崇拜一位“神”，只诵读一本“经”--毛主席语录，進而到不背语录、不敬祝就无法在食堂买饭。买东西、坐汽车、打电话也要背一句毫不相干的语录。人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或狂热兴奋，或麻木不仁，已经完全被罩在共产恶党的邪灵之下。制造谎言、容忍谎言、依靠谎言业已成为中国人生活的方式。可见，中共邪灵在文革中给中国和中国人带来的是怎样的灾难。
关于文革中反政治迫害运动的意义，早期造反派的出现和后来夺权派的崛起，都具有反政治迫害的意义。尽管上述参与者在進行这些斗争时高呼着忠于毛的口号，但他们的实际行动却在削弱中共统治秩序和冲击中共政治制度的实质。毛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实行党内政治清洗固然就得付出削弱中共统治机器的代价，但他是要以重握绝对权力为补偿。民众的这些行动在客观上的确为毛的政治清洗开路，但却以取得那些“削弱”和“冲击”为收获。尽管他们在主观意识上或许尚未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历史已经证明毛并没有得到他的补偿，民众却得到了他们的收获。文革前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是何等威仪神圣。哪怕是一个小工厂、一个税务所的党支部书记都是党的化身，是绝对正确的。对他们有任何反抗言行都可上纲为“反党”，更遑论那些省市委的高级干部了。然而，文化革命竟破天荒的把他们推上了受批判的地位。反对某个党员干部不算 “反党”，反对毛和毛的中央才算“反党”，这是文化革命的成果。1957年多少万人就仅仅是因为向单位领导提了点意见而被打成“右派”受尽惩罚并祸及妻儿。10年之后，民众可以当面直斥共产恶党领导干部的种种劣行，只要他们是打着忠于毛的旗号就可以无后顾之忧。
毛虽然得以完成了党内的政治清洗，但是中共权威整体性的式微正由此而始。当毛清醒过来，明白这代价实在太大，大到要危及他的统治基础时，开始对民众的“越轨”行为发出指责。指责的最严厉句式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这就是说，毛已洞悉，相当数量民众的行为只是以忠于毛主席为幌子，而干着反对中共政权的事情，起码客观上是这样。在不断发出的指责没有获得预计的成效时，毛1968年秋天开始了对民众实行压制的措施。而当地方各级，各单位的党组织在1969年后得以重建，大多数领导干部得以官复原职时，在毛的默许乃至规划下，他们向冲击过中共政权的民众進行了反复的清算、凶猛的报复。从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到1970年的“一打三反”，再到1971年的“清查五一六”，進行过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民众终究因他们的一度“越轨”付出了惨重的乃至鲜血的代价。不过，文革时期民众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运动至少表明：民众对民主的渴望并不缺乏，至少在适当的时机将得以爆发。而这恰恰是中共政权一直所恐惧和担心的。
文革灾难性的后果
文革带给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只有巨大的灾难，它的破坏性和造成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特别是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摧毁是历朝历代从未有过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文革造成的灾难性后果。
一、人员伤亡方面
文革造成了惊人的人员伤亡。中共当时并没有统计被害人数。在80年代胡耀邦任组织部长负责平反时，估计文革致死人命两百万。清查五一六只占其中百分之五。其它百分之九十五是在运动初期被打死和自杀的四类分子、右派、资本家、叛徒、特务、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文革结束后揭露出来的陈伯达下令整肃的辽宁叛徒集团案就致死了一百八十人。当然很多的人命是武斗打死的。著名的有四平武斗、长春武斗、江西武斗，还有四川武斗，内蒙的挖肃内人党，湖南、广西的大屠杀，云南的万人坑，宁夏荒野的累累白骨…… 另外还有几百万非正常死亡的人数。
二、文化道德方面
从中共1949年窃据政权开始，就倾国家之力开始了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破坏，这绝不是它出于工业化的狂热、或希望靠近西方文明而干了一些蠢事，而是它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势如水火，因此它的文化破坏就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并且是以国家暴力作为后盾的。从建党到现在，中共对中国文化的“革命”从来都没有停过，也确实企图彻底“革”了中国文化的“命”。而其中最大的破坏行动就是文革。对文化道德的主要破坏体现在：
第一、对宗教场所的破坏
中共早在建政之初就开始毁寺焚经，强迫僧尼还俗，对其它宗教场所的破坏也从未手软。到了六十年代，中国的宗教场所已经寥寥无几。文革时“破四旧”就更是一场宗教和文化的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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