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透露，周于1976年1月8日去世之后的除夕夜，从来禁止放鞭炮的中南海毛住地游泳池院子传出了喧闹的鞭炮声，第二天据说拉走了一车的鞭炮屑。这是毛终于公开自己对于周之死的庆幸。毛周之间关系的不平衡一直是中共党内高层乃至老百姓的传闻，但是官方宣传讳莫如深。
周忍辱负重，先后帮助毛搞掉了刘少奇、林彪、贺龙、陈毅等。书中说，根据作者所见的资料，毛在图谋发动打倒刘少奇的“文革”前评估形势，联合国防部长林彪，并拉拢周，用各种方式对周进行了试探。摸清周恩来不会反对搞刘的底线后，才敢于发动文革。而在倒刘中，毛居然让周负责起草足以将刘开除出党的定性报告，甚至还让周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做了对刘的审查报告，将周在整刘少奇一案中的责任铁板钉死，使得周明知道刘是冤案，也得跟着毛去干。这成为周晚年的最大污点。
书中还记述了林彪之死前后、周恩来与四人帮的关系等等许多历史文献和采访当事人的谈话记录，其中有不少是当局讳莫如深，由作者首次公开面世的，例如：周如何对多年老战友如贺龙落井下石，后来又受到良心谴责;周恩来在中美和解、安排尼克松访华过程中如何受到外国政要与媒体推崇，因此被毛忌恨，发动十天的批周会议;毛临死前还在修改早年批王明批周恩来的九篇文章，准备在适当时机刊出等等。
除了书中所提到的一些周助纣为虐的实例外，通过现有的中共官方公布的有关资料，我们还可以找到另外一些例子。
比如文革期间，以西城区一批高干子弟为首的红卫兵在周恩来和陈毅等人的暗中支援下成立了“西城区纠察队” ，以图节制其他红卫兵对社会秩序的破坏。由于西纠是保守节制的组织，在破四旧被制止住后，又成了中央文革希图借“群众造反运动”的力量冲垮他们党内对手时的障碍。所以在他们号召“群众”普遍参加“造反”时，为了把“走资派”子弟为主的老红卫兵压下去，就拿西纠来开刀。西纠被“中央文革”打成“反动组织” 后，当然也“追查黑后台”。结果是他人代周下台受罚。周事事设防于前，从不和中央文革小组正面冲突，一旦中央文革的“新政策”和其办法相左时，他不但绝不反对，而且听凭文革派的胡来。
文革期间，当江青借机想整死孙维世时，正是将孙视为干女儿的周签发了逮捕令，而令其最终惨死。
关于周的人品，海外久负盛名的中共党史学家司马璐先生，在其近四十万字的回忆录《中共历史的见证》中有所披露。
在谈到毛周关系时，司马璐写道，在1943年11月底的一次会上，周向毛泽东沉痛检讨，突然向毛下跪，连声说：“我认罪，我认罪。”毛一惊，厉声骂道：“你这不是骂我是封建皇帝吗?”周说：“主席的确是中国革命的皇帝，我和少奇同志都一致同意的。”其卑微的品行令人不耻。
对于中共为何惧怕重新评价周恩来以及揭露毛的真面目，《晚年周恩来》的作者高文谦认为，是因为这涉及到中共政治体制的要害。“周恩来的忠君思想、忍辱负重、以大局为重这类东西是中共摆平内部思想分歧，维护党内团结，或者说是维护中共核心体制的有效工具。长期以来，周恩来的道德形象和教化作用就是维护以中共一个核心为特征的集权体制的一种凝合剂，碰了周，把周恩来请下神坛，就等于让世人看到这套东西的残酷性。由此将会引起更多的人思考，中共某某党不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不行。”
虽然，历史的真象尚未完全揭开，但从现有的材料看，周恩来在忍辱负重的表皮下，其实是毛的帮凶，同样对许多中国人犯下了罪行。有人说，如果文革没有周的忍辱负重，将会有更多的人遭受迫害。但事实是，假如周能保有自己的良知，假如更多的中共党人能保有自己的良知，也许这场灾难根本不会发生。可以想见，中共这个邪党中的成员已经在无意识中变成了助纣为虐的机器。
毛时代结束后邓小平的复出和执掌政权
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毛泽东死后，其钦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在军队的支持下，于1976年10月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逮捕了“四人帮”。在随后的政治局会议上，华被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华在短暂的执政期间，极力模仿毛，并坚决奉行“两个凡是”政策，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政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的遵循。”并且不惜花钜资在天安门广场为毛修建巨大的陵墓。这自然阻碍了一直与毛意见相左的邓小平的复出。不过，根基并不稳固的华在政治局另一名常委、国防部长、军事政变的主要支持者叶剑英的建议下，不得不同意让邓小平出来主持经济工作。邓不久亲自写信给华国锋，表示永不翻案，并要求恢复工作。
1977年7月，邓正式恢复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并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党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国家副主席，并与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和汪东兴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9月9日，毛的陵墓落成，成为中共欺骗老百姓的又一道具。
华国锋尽管坚决奉行“两个凡是”政策，但在一些具体政策方面还是进行了一些改变。首先是在文化教育方面。解冻文革和毛晚期被禁演的电影、戏剧等;允许曾经奄奄一息的文学和学术杂志重新出版发行;允许翻译出版西方文学名著;恢复高考，并给予高等教育相当大的重视。此间出现了一批反映文革期间痛苦经历的短篇小说，被称为“伤痕文学”。其次，在经济上，尽量缓和工人和农民的不满情绪，为工人长工资，鼓励作为辅助生产的自留地的扩大和农村集贸市场的发展。同时，华提出了不切实际的10年规划，阐述了其对于建设“四个现代化”的设想。这或许成为华失去权力的一个原因。
另一个导致华下台的重要原因是邓小平权力的日益增长。复出的邓在赢得了中共大多数高层领导人，特别是军队的支持后，很快改变了曾经“永不翻案”的承诺，这与邓在文革中的表现是一脉相承的。 1978年5月，在邓的亲信、时任中共党校校长胡耀邦的负责下，《光明日报》发表了由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写的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从而引发了全国上下对该文的讨论。当时凡是支持该文实用主义论点的，都是邓的支持者，而党内大部分人确实接受了该观点(唯一没有表态的是华国锋和毛的亲信汪东兴)。7月初，邓公开了毛1962年为“大跃进”在党内作自我批评的谈话，表明即使是毛也会犯错误，间接批评了“两个凡是”。到了9月，邓开始公开批评华的“两个凡是”。
同年，在胡耀邦的积极努力和邓的默许下，全国55万名右派被平反，但是五名中央级右派不予平反，他们是：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为右派平反，使邓在赢得中共党内和军队的支持外，又赢得了饱受中共迫害的知识份子的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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