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些胜利——像早些时候叶利钦的胜利一样——似乎冒犯了戈尔巴乔夫，而不是使他进一步确信民主运动对他有益。戈尔巴乔夫不仅没有允许“民主主义者们”在党代会的代表选举中施加尽可能大的影响，反而试图在党代会召开之前将他们驱逐出共产党。1990年4月11日，正当全国共产党组织准备开始选举党代会代表时，《真理报》发表了中央委员会的一封公开信，实际上是要求“民主政纲”的发起人脱离共产党。这封公开信谴责“民主政纲”的发起人试图“把我们的党变成由完全自由的宗派和集团组成的不成样子的社团”。然后，它又反问是否可以让“这种人留在苏联共产党的队伍之中”，虽然它不承认这样做是在搞清洗，但它实际上已经这样做了，因为它号召共产党所有组织起来反对那些“组织宗派集团的人”。
戈尔巴乔夫曾经亲自点名批评过的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告诉我，那封信发表以后，他觉得他没必要再留在党内了。4月18日，他公开宣布脱离共产党。不过，其他大多数改革者则决心继续呆在共产党内，至少到党代会召开，以便使保守派不会因改革派缺席而获胜。
但是，官方对“民主政纲”的倡议者们施压并没有促使他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结成统一战线。不久就出现了一轮公开的争吵，其本质往往是个人之间的斗嘴。尼古拉·什梅列夫在《消息报》上撰文谴责加夫里尔·波波夫主张的定量供应原则。改革派经济学家拉里萨·波亚谢娃指责说，她被“民主俄罗斯”开除代表候选人资格，是因为她批评了伊利亚·扎基拉夫斯基的某些观点。总之，“民主主义者”的政纲一发表，有关它的争吵就接踵而至。
最初，“民主俄罗斯”的支持者们在联合起来支持候选人方面也是不成功的。当戈尔巴乔夫辞去最高苏维埃主席的职务而成为总统时，人民代表大会要选举一名继任者。戈尔巴乔夫支持过去是副主席的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的职务，但是遭到了普遍的反对，尤其是遭到了改革派的反对，改革派们认为卢基扬诺夫感兴趣的是维护共产主义的原则而不是促进改革。然而，他们没能就推举一个候选人达成一致，他们的选票也因而分散在好几个候选人身上，包括法律教授康斯坦丁·留本琴科和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物理学家叶夫根尼·维利霍夫，来自鄂木斯克的代表阿列克谢·卡扎尼克——他把自己在最高苏维埃中的位置让给叶利钦，以及来自伊尔库茨克的经济学家根纳季·费尔申。尽管反对派四分五裂，卢基扬诺夫也只得了56·3％的微弱多数，这意味着他的对手们倘若能够团结起来，胜利也许是属于他们的。
这一教训促使改革派在几个星期后俄罗斯新议会开会时团结在叶利钦的周围。如果戈尔巴乔夫当初支持像留本琴科这样的温和派而不是卢基扬诺夫，我不知道改革派是否还会这样做。由于支持了一个以反对快速推进政治、经济变革而闻名的候选人，戈尔巴乔夫无意中帮助叶利钦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中建立起了自己的联盟，并且增大了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两个机构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卢基扬诺夫因其长长的马脸和粗哑的嗓音，给电视观众的印象极糟，他在民众中受欢迎的程度根本无法与戈尔巴乔夫相比。但要是遇到一个像康斯坦丁·留本琴科那样英俊、充满活力且能言善辩的人，情况就很难说了。
经济改革的标准
戈尔巴乔夫不愿或无力重组部长会议这一中央政府机关，既是严重经济危机的征兆，又是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原因，正如我当时对春季形势所分析的那样，事态继续发展下去，苏联的经济前景只会非常暗淡。
真正的经济调整一拖再拖，成为一种长期的顽疾。我觉得除非能找到一种办法取消莫斯科官僚机构对经济的控制，否则公众的士气以及对戈尔巴乔夫领导能力的信任将一落千丈。
在莫斯科以外的其他地方旅游期间，我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表明经济决策权正从莫斯科向地方转移。尽管人们在谈论市场经济的种种优点和好处，但是建立市场经济的步伐迈得极小，而且没有成效。这与政治体制急剧而根本性的变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那里，被释放出来的各种政治势力正在极力推动着国家向民主方向发展。但是没有一种力量能够解脱官僚机构对经济的束缚。
虽然最高苏维埃在经济问题上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但是改革的法律基础仍旧严重不足。例如：
·财产法没有承认真正的私有财产。
·土地法没有结束国家和集体农庄对土地的垄断。
·租赁法没有对日益增加的租赁提供真正的奖励。
·有关银行、竞争和取消垄断的基本立法甚至还没有制定，而所有这些领域的新法律是改革取得成功的保证。
·新税法征收的税率太高。它们不可避免地会降低工资和其他奖励，抑制增长，怂恿腐败。
·缺少适当的法律机制来使新制度走上正轨——我发觉人们也不太清楚怎样去创建这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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