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利钦和加姆萨胡尔季阿对这些压力反应不同。加姆萨胡尔季阿拒绝谈判，他作出的反应是进行逮捕并以武力相威胁——在南奥塞梯就是这样。而叶利钦却相反，他决心继续支持权力分散。当选为俄罗斯立法机构的主席不久以后，他访问了好几个自治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的许多地区。鞑靼共和国是这些“自治体”（自治共和国的通俗叫法）中要求独立最坚决的一个，叶利钦在其首都喀山对听众们说：“你们将得到你们能够承受的所有主权。”
这些话后来就像鬼魂一样缠住了他，但在当时它显然是明智的政治策略。在1990年夏天，除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外——可能还包括摩尔达维亚和格鲁吉亚，很少有人认为苏联的任何一部分在认真地考虑脱离出去，更不用说俄罗斯自身的领土了。在地位和权力的争夺战中，叶利钦将竭尽全力保卫他的后方和侧翼。
第十五章：窃取资产的灾难
把国有资产转移给新的所有者是经济领域改革的主要工作。
——加夫里尔·波波夫
在改革中，我们唯一应该禁止的是使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字眼。玩文字游戏将把我们带入到死胡同。
——拉里莎·皮亚谢娃1990年8月
你怎么能改革莫须有的事物呢？
——亚历山大·伊万诺夫
就经济改革的内容和时间而展开的辩论在1990年愈演愈烈。雷日科夫政府、官方的或自行组成的各类委员会以及苏联国内外的经济学者们抛出了一个接一个的计划。虽然最高苏维埃同意了政府建议中的某些原则，但是它还是再三拒绝政府的建议，并把包括实质性内容的建议细节退回给政府继续修改。
早在冬季，我就已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虽然仍需要克服过去的习惯和老一套做法，但是切实的改革所面临的最大障碍并不是意识形态，而是苏联经济的官僚体制。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根据“国家委托管理”的理论，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能够产生收益的资产都被没收充公，并将其交给官僚们进行管理。任何从指令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企图都会被经济部门视为对资产的窃取，是对它们过去的“正当”特权的侵犯。
立法机关赋予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经济自主权实际上在莫斯科各中央部委的阻碍下失去了效力，从而加强了这些国家要求独立的力量。现在，它们又阻止以任何形式下放经济决定权，这种做法犹如向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火上浇油。“意识形态”官僚们——即职业共产党官员——正处于混乱和退却之中，然而“经济”官僚们却仍然牢牢地控制着经济。
布尔什维克对资产的国有化确实给苏联政权带来了灾难。除非能够找到一种方法来放弃当年开国元勋者们所攫取的大量资产，否则苏联势必四分五裂。由于绝大多数资产原来的主人都已过世，因此不再有可能把资产返还给个人；况且除了国家这个整体以外，别无其他合法的申请者能够要求获得苏联时期所创造的固定资产。如果苏联想要生存下去，它就需要找到一种途径，赋予国民直接拥有和自由处置资产的权力。从理论上说，国家官僚体系是人民赖以托付的对象，但是事实证明他们不仅效率低下，而且贪污腐败，不可信赖。
因为使用卑鄙手段窃取财宝而受到诅咒，许多背景不同文化都有这类传说。无论是偷窃的珠宝还是理查·瓦格纳巡回歌剧中盛传不衰的莱茵黄金或是其他类似的故事，一个始终不变的特点是，非法所有者们的贪婪往往使他们看不到占有这些财产的危险。
在1990年和1991年，我看到进行经济改革的努力一再受挫，常常不禁想起这些传说。除非国家能够找到方法舍弃对收益最大的资产的控制，否则改革就不会站稳脚跟，因为不这样做就不可能进行市场经济中真正意义上的经济交换。除非戈尔巴乔夫能找到一种途径来结束中央政府对苏联境内的绝大部分资产的控制，不然他自己的地位就会在新近强大起来的加盟共和国的压力下崩溃。它们再也不愿意由莫斯科的官僚们来决定它们国家的经济命运了。然而，正如无数故事中的主人公一样，戈尔巴乔夫似乎也不了解眼前的灾难。但他无法忍受把自己的部分权力让给他人的想法。他紧紧地抓住对资产的支配权不放，从而注定了他的权力宝座和所领导的国家将走向灭亡。
政府做事一团糟
雷日科夫和他的部长们从来不知道需要去做些什么以建立市场经济。尽管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在意识形态上持教条态度或是个性贪得无厌，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但问题并不在这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希望屏弃一些过时的教条，而对剩下的重新给予诠释。一方面，有些政府成员毫无疑问非常贪婪；但是另一方面，改革后的经济无疑会比行将崩溃的经济更能满足他们无止境的贪欲。他们从一开始就失败了，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需要做些什么才能建立起一个可行的市场体系。
即使是他们所运用的术语也令人十分迷惑。当刚刚开始允许以赞同的口吻谈论市场体制的时候，他们的用词是“社会主义的市场”，但他们从未解释过社会主义的市场同其他市场有何不同。到了1990年，政府的目标成了“受管制的市场”，这个提法也没有人去下任何定义。它难道意味着要用类似于欧共体共同农业政策的方法来对整个经济进行管理吗？还是像西方对待公共事业（例如，美国的糖业政策）那样来进行管理呢？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我们就很难把它纳入市场体系的范畴，因为不管西方国家在特定的行业或特定的情况下所进行的市场控制作用如何，它们只有被当作为一种特例而不是规则的时候才能发挥出作用——作用大小取决于它们施行的范围。除了行政控制以外，不存在任何“管制”整个市场的方法，但是行政控制已经在苏联被证明为无效，而且它正是改革发誓要消灭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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