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在莫斯科的消息灵通的各国大使馆对动荡的局势心领神会。西方政策上也相应作出反应。西方一年来一直对戈尔巴乔夫施加压力，不让他实行总统统治。这被看作是必要的，因为这有助于抵御他从克格勃、军队和许多共产党书记那里感受到的压力。一般情况下，我们知道谁会站在哪边，而且我们的预感总是要比戈尔巴乔夫的好些。
但我们是否知道8月18—19日晚会发生政变呢？不，当然不知道。我们不可能比阴谋家们更了解当时的情况，而他们的计划是在最后一分钟做出的。但是，我们所知道的情况足以制定出一个正确的政策来。
首先，我们知道某些重要势力决心对这个国家的主要地区实行这样或那样的军事管制，但他们的计划却受到越来越大的挫折，因为戈尔巴乔夫一直拒绝这样做。我们意识到这样可能会导致他们孤注一掷，采用强制手段，但会采取哪种形式却难以预测。社会新的开放性使阴谋计划不可能停留在一个肯定会成功的小规模范围内，任何一个范围广泛的重要计划总会泄露的，波波夫能于6月份得知他们的阴谋就证明了这一点。不与指挥官们进行高层协商，就不可能保证克格勃军队的可靠性。所以，阴谋者可能永远也找不到最佳的机会来实行他们的计划。
在福沃斯面见戈尔巴乔夫，如果他拒绝他们的要求就囚禁他，这个想法似乎只是在8月16日星期五才形成。而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准确计划只是在福沃斯遭遇后才定形。实际上，在亚纳耶夫于8月18日莫斯科时间晚上11点签订那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文件之前，没有人可以完全肯定计划会继续实行下去。
除了知道可能有一场酝酿中的政变外，知道它是否会成功也很重要。秘密情报对形成这样的判断没有什么帮助，有帮助的是对于这个国家和社会的透彻了解。
1991年夏天，我们的大使馆就反复评论说，尽管逼戈尔巴乔夫退位的企图有可能成功，但一场非法的暴动却不可能成功。这也是我1991年8月5日在莫斯科向美国记者们竭力解释的一点。
如果说8月19日早晨白宫显得惊愕和毫无准备，那么美国和其他外国媒体也好不到哪儿去。实际上，所有报纸的头版头条都歇斯底里地惊呼戈尔巴乔夫“被放逐”，好像这已成为定局了（即使是政变领导人也只是宣称这不过是暂时的），星期二的报纸仍然坚持同样的态度，而其截稿时间是在莫斯科灾难性的记者招待会之后几小时，此时政变瓦解的势头已初见端倪。
例如，《纽约时报》，比其他报纸登载了更为详尽的细节，它在8月19日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宣称：
戈尔巴乔夫被放逐，显然是发生了政变发起者是苏联武装部队和强硬派戈尔巴乔夫被控将国家引入“死胡同”标题中有两处歪曲了事实：第一，戈尔巴乔夫并没有被“放逐”（虽然官可能是紧急状态委员会行动的最终目标）：第二，政变不是“苏联武装部队”的杰作——国防部长并不等于“武装力量”。至少，一个细心的读者会发现《纽约时报》的这些歪曲——实际上，在同一篇文章中的一个小标题用了“戈尔巴乔夫显然已被放逐”这样的词句——但是大多数地区的报纸没有这样定位。第二天，8月20日，《纽约时报》在头版头条再一次宣称：
克格勃以及军事统治者们强化统治
但那时，很明显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统治并不像头一天人们想象得那样紧张，虽然传媒被严加控制，还是有大量消息传出来。
虽然存在着上述失误，但《纽约时报》的报道比美国的其他大多数报纸还要好一些。《圣路易斯邮报》使用“放逐”一词时不带任何限定性修饰，不仅是在8月19日，而且在20日至少在4篇不同的报道中用了这个词。它的分析家们无一例外地认为政变已经取得成功；其中一人甚至宣布它已经“把美国政府的最高愿望抛到地狱去了”。两天后，读到政变已被“挫败”，它的读者们一定吃惊不已。
而电视从总体上讲消息也不够灵通。8月19日，我接受美国广播公司夜间新闻采访时说，政变不可能成功，所有的评论员都表示怀疑：他们不仅排除了形势逆转的可能性，而且暗示克格勃或者军队不能按自己希望的去控制局面的想法是愚蠢的。没有一个人知道无论是克格勃还是军队，都不是坚如磐石，两者在不得不应付民众反抗时，都可能变得不可靠。
很少有观察家意识到苏联已经发生的深刻变化，虽然在许多时候，他们观察他们、写他们，实际上，他们往往犯政变者所犯的错误。
第二十一章：帝国的解体
我们的良好愿望..未能实现，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改变旧的权力结构。我想到了国家的官僚主义..我们..在经济方面还没有真正开始决定性的民主变革。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91年8月26日于苏联最高苏维埃
今天，我比几个星期前，即失败了的叛乱之前，更信任戈尔巴乔夫。
——鲍里斯·叶利钦1991年9月4日
很难说会有多少共和国加入联盟，但我确信联盟将继续存在。
——鲍里斯·叶利钦1991年11月14日
是的，他们现在说：我们要创立一个邦联。停顿了一下他们又补充说：但是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那可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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