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重要的是不要让军备控制问题在日内瓦的首脑会谈中过分突出。当然，武器问题要谈，而且要认真地谈，但是我们一定要做到，不管戈尔巴乔夫是否愿意，其他重要问题也必须列入议事日程中。正像里根总统在致戈尔巴乔夫的信中所指出的，它们是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的。
9月初，我给巴德·麦克法兰写了一份备忘录，建议总统应准备在日内瓦就结束在第三国的冲突、扩大人民之间的交往，特别是中学生和大学生的交往，讨论具体的办法。我还指出，重要的是在日内瓦会议之前，我们应私下与苏联代表讨论新的设想。戈尔巴乔夫很可能怀疑我们最初公开提出的任何建议都是宣传。在公开讨论这些新的设想之前，如果给他充分时间考虑这些设想及有关的评论，有助于建立相互信任。谢瓦尔德纳泽计划那个月晚些时候访问华盛顿，它向我们提供了一个试验机会，以便在首脑会议之前检验一下这种方法。
我知道，如果让这些设想经过正常的公文经办程序在各个机构间旅行，那么，到谢瓦尔德纳泽访问时也准备不好，官僚们一定会认为它们无足轻重，并向新闻界泄露此事，那就不可能在公开讨论它们之前向戈尔巴乔夫加以介绍。因此，我建议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的四五个专家在小范围内进行讨论。我们把打算做的事情通知了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和中央情报局长威廉·凯西，他们表示不反对这样做。温伯格欢迎任何能够转移公众对军备控制问题注意力的建议，凯西虽然对戈尔巴乔夫是否能接受这些建议持怀疑态度，但他不反对加以尝试。
几天内，我们的小型工作组就这两个问题提出了全面的建议。它特别针对在尼加拉瓜、安哥拉、阿富汗、非洲之角及柬埔寨正在进行的战争，提出了解决地区性冲突的设想，建议分三个阶段逐步停止苏美的军事卷入，并促使冲突各方的和解：
（1）美苏两国敦促地区性冲突的各方开始谈判和平解决方案。
（2）一俟谈判开始举行，美苏两国代表将决定怎样阻止武器从国外流入冲突各方。
（3）在已实现和平的地区，美国和苏联将合作帮助经济重建工作。
美国第一次向苏联提供了一种途径，使苏联在没有遭到军事失败的情况下，也可以从地区性冲突中脱身。美国没有谴责苏联制造冲突，并表明解决冲突的首要责任在于地区性冲突的有关各方，它还承诺如果苏联撤出，并且支持以谈判解决冲突，美国将结束对这些战争的军事卷入。它还表示，如果冲突能够得到解决，美国支持苏联以和平方式参与该地区的建设工作（直到此时，美国的政策通常是反对苏联在第三世界的任何活动）。该方案呼吁先由交战各方进行谈判，试图尽量缩小对美苏两国的怀疑，以免让人以为两个超级大国正在相互勾结，把其解决方案强加给他人。其目的在于消除美苏军事竞赛，这种竞赛正在使冲突加剧。
旨在揭开铁幕的这些建议，包含着具体的设想，即增加人民特别是青年人的交流，允许接触对方的新闻媒介，逐渐增加文化、教育和专业方面的交往。
9月26日和27日，谢瓦尔德纳泽访问了华盛顿，里根总统和舒尔茨国务卿向他介绍了这些设想，舒尔茨在同谢瓦尔德纳泽的通信和后来的会谈中，又清楚他说明了更多的细节。仅仅在这个时候，里根才把它公之于众。在1985年10月24日的联合国大会上，他提出了处理地区性冲突的建议，赴日内瓦前，他在面向全国的无线电广播中发表了演说，谈到了他的建议中有关扩大交往方面的某些具体意见。
当我们为日内瓦会议拟订议程时——希望也是为美国今后几年甚至几十年拟订议程——美国新闻媒介却更为关注美国政府对苏联行动的批评，以及被泄露出来的有关军备控制政策方面争论的报告，而对实际上正在谈判的议事日程却不怎么注意。这就是许多美国人对冷战结束感到很突然，感到不可理解的原因之一。
随着日内瓦会议的临近，戈尔巴乔夫也开始调整苏联的政策，但是速度很慢，而且没有像里根那样清楚他说明广泛的目标。在1985年春天和夏天，他与里根每隔几周就交换一次信件，语气都很诚恳。但双方在信中谈到关键问题时都极为坦率。仲夏时节，戈尔巴乔夫突然建议暂停核试验，美国官员认为这是宣传手法，因为他在通过官方途径通报这一意见的同时，也向公众加以宣布。这就是苏联不想达成协议时的典型做法。
不过，我们开始注意到，戈尔巴乔夫在阐述苏联的安全政策时，开始使用某些新名词。他在10月初去法国旅行期间（普遍认为这是为11月与里根会谈作准备）指出，“合理的充分”是决定苏联军队规模的适当基础，他否认意识形态分歧是决定苏联外交政策的有关因素。这些说法很迷惑人，但其含义太模糊，我们很难确切地理解其真正意思。
戈尔巴乔夫指出，苏联可以就削减中程弹道导弹达成协议，而不要求就战略武器和空间防御问题同时达成协议，这些说法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美国及其盟国早就感到，如果苏联坚持要么全面谈判、要么不谈判的政策，这些复杂的谈判不可能取得成功。戈尔巴乔夫在巴黎的讲话使我们看到了希望，苏联的主张已开始向好的方向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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