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步找到共同语言
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两人都有理由对日内瓦首脑会谈感到满意。虽然他们远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他们都已认识到，除了和平，其他任何选择都不合乎情理，而只有正视这些问题才能获得和平，基于这一认识，他们开始找到共同语言。这似乎是不证自明、毫无疑义的常识。但从两国关系史及与之相伴的意识形态负担来看，实际上并非如此。
直到会议前，苏联的谈判代表始终坚持，任何主张和平的声明中，都应表示赞成“和平共处”。在许多局外人看来，这里没有什么可反对的。谁会反对“和平地共同相处”呢？实际上，这个名词隐含着意识形态的陷阶，在苏联的字典中，“和平共处”的定义是“国际范围内非战争手段的阶级斗争”。换言之，和平共处意味着冷战，而不是和平。它意味着西方应被动地接受东方所发动的冷战，而不可能以同样手段予以回击。
问题不仅如此。苏联官员通常为“和平共处”补充这样的短语：“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换言之，“和平共处”不适用于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勃列日涅夫主义”指出，如果“社会主义”受到威胁，“社会主义”国家有权利有责任干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就像1956年的匈牙利，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和1979年的阿富汗那样。
在70年代初最高级会谈的鼎盛时期，尼克松和基辛格曾同意把这种词写进联合文件中，而不顾像我这样的苏联问题专家的反对。他们两人似乎都认为它没有什么意义，因为美国公众对此不感兴趣，那是扔给勃列日涅夫这种蠢货的廉价骨头，如果我们对他足够好，也许这样能说服他不要给我们撤出越南的行动设置障碍。不幸的是，这种词对苏联领导人并不是没有意义，我们接受该名词一事（以及其他许多重要原因），使勃列日涅夫及其同伙相信，他们能够派军队介入第三世界的冲突，而不会受到损害。里根比尼克松更为重视意识形态问题，他决心避免使用对不同的人有不同含义的词汇。苏联宣传机器指责他是“战争贩子”，他却渴望在历史上留下支持和平的记载。但他想在坦率的非意识形态的讲话中表达他的想法，他已在若干次演讲中谈道：“不可能赢得核战争，决不要打核战争。”
我不知道苏联在日内瓦能否接受这个简单的公式。如果他们拒绝，我们就不准备发表任何联合声明。然而，虽然苏联代表最初坚持常用的“和平共处”一词，但在同戈尔巴乔夫磋商后，他们完全接受了里根在其坦率讲话中所阐述的原则：不可能赢得核战争，决不要打核战争。这是苏联政策的重要转折。
由于苏联可以使用常规力量进攻西欧，因此，我们美国的谈判代表坚持，任何联合声明都应宣布放弃常规战争。过去，苏联代表总是坚持两国应保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如果西欧遭到苏联常规力量的进攻，这将阻止美国用核武器保卫西欧。令人高兴而惊讶的是，参加日内瓦会谈的苏联代表放弃了以前的立场，同意在联合声明中写上有必要防止“在美苏两国之间爆发任何战争，无论是核战争还是常规战争”。这样，在经过几十年争论后，我们所阐述的观点终于为双方所接受。
一般来说，我不耐烦对宣言或联合声明进行无益而琐细的分析。这些问题常常很琐碎，只有专家能够理解，在文件不具备法律效力的情况下，不值得为此进行谈判的努力。但是这一次，联合声明中的用语很重要，不仅表现在它所阐述的内容上（该声明反映了两国长期以来所执行的实际政策），而且表现在它进行阐述的方式上。戈尔巴乔夫已表明他准备处理战争与和平的核心问题，而无须求助于不真诚的公式。
日内瓦首脑会谈还就事先磋商过的问题达成了很多协议，包括大为扩展的交流计划，其中许多设想是由里根所提出的。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卡特政府拒绝延长以前的交流协议。尽管苏联军队仍在阿富汗作战，但我们认为这些交流很重要，它们能够对苏联产生长远影响。拒绝支持人民之间的接触只会加强铁幕，而我们本应该打开它，而不是加强它。我认为，使苏联撤出阿富汗的最好办法，是向阿富汗抵抗力量提供具体的帮助。我很高兴，我们终于能够弄清两种行动的区别：一种是真正承担压力的行动，一种是从长远来看导致自我毁灭的行动。
通向雷克雅未克的崎岖道路
尽管日内瓦会议后戈尔巴乔夫的调子有所转变，但1986年对他的外交政策来说仍不是平静的一年。里根建议连续召开两次会议，一次在华盛顿，一次在莫斯科，戈尔巴乔夫愉快地接受了这个意见。但当我们试图安排华盛顿会议的时间表时，他又开始推诿，要求保证在会议上签署实质性的军备控制协议。如果能够达成协议，里根并不反对签署协议，但他不想冒被人指责的危险，说他只是为了开会而让步。因此，他拒绝作出事先的保证，或通过谈判作出为他的顾问所反对的让步。
这使得戈尔巴乔夫怀疑里根是以谈判本身为目的，以此哄骗美国的公众和美国的盟友，而并不打算达成协议。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还是开始逐渐改变苏联的谈判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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