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拿农业来举例说明。自本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每年要向苏联出售800万至2000多万吨以小麦和玉米为主的谷物。我们的农民已越来越依赖这项贸易。卡特总统上台后，因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这项贸易受到了限制。
然而，卡特政府的行为却引起了农业州的政治抗议。这项谷物贸易当时由短期信用贷款提供资金，政府“商品信贷公司”提供担保。虽然苏联一直是准时偿付所欠债款，但如果他们违约，这个损失就得由美国纳税人来弥补。这种贸易充满了危机。首先，所有的这类贸易都要通过苏联中央机构进行，如果改革成功，这些机构就一定要被解散。其次，苏联政府外债高垒，除非短期内它的出口创汇出现转机，否则将很快无力支付外债。而当时苏联出口创汇形势前景暗淡。因此，如果美苏继续维持这种已经实行了将近20年的谷物贸易方式，那么两国都将蒙受重创。苏联将最终无力支付它的债务，美国纳税人将因此遭受重大损失，美国农民也将失却一个重要市场。如苏联因此出现粮食短缺，不仅会使更多人陷入苦难，而且也会给政治领导人带来严峻问题。
当然，机会与危险并存。只要苏联改变它的斯大林集体化时期的掠夺性政策，使生产摆脱官僚机构的控制，重新造就一个私有农场主阶级，它就能解决食品问题。只要苏联政府用一个私有的、开放的、富有竞争力的零售贸易体制来取代中央集权的、腐败的、官僚性的零售体制，它就能有效地分配粮食。在“社会主义”的官僚贸易机构控制下，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到达消费者手中时，往往已经损耗掉了40—50％。因此，一个现代的、私人经营的批发与零售贸易体制，即便在粮食产量没有增加的情况下，也会大大提高粮食供应。
有些人疑惑不解，为什么苏联解决粮食问题会符合美国利益？他们也许会发问，让苏联依赖美国的粮食出口，让美国农民从中获利，不是比鼓励苏联在粮食上自给自足更好吗？如果苏联改革真的成功了，我们不是失去了一个市场吗？
我认为这种看法是鼠目寸光。首先，如果苏联改革失败，它的经济就会迅速恶化，也就无法长期支付同我们的谷物交易。这意味着目前这种局面也不会一直维系下去。其次，即便苏联农业产量提高，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自给自足，但因为消费者饮食结构的需要，它还得大量进口谷物饲料。苏联的气候不足以让它充分生产它所需要的粮食饲料，而美国是世界上效率最高的农业生产国。这就意味着，当苏联生产面包的粮食满足了需求时，我们小麦的出口将因此有所下降，但是我们饲养鸡和牲畜的玉米和大豆的出口将为之增加。
在我看来，问题不是美国帮助苏联改革农业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而是我们美国是否有能力提供帮助。在农业、食品加工业、市场销售业方面进行私有化改造有着重重的阻力。这些部门一贯奉行教条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原理是其理论基础；它们符合法律规定，因为土地没有私有化；它们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因为它们的利税高得惊人；它们具有社会公共事业的性质，因为没有市场经济所需的银行系统，没有投资资本来源，缺乏市场管理机制。一夜之间是不可能清除这些障碍的，而且，戈尔巴乔夫甚至对于是否要取消其中的某些“障碍”还举棋不定。但是，若有人向他解释市场的运营规则，我想他的态度是会有所转变的。
我认为有种方法似乎值得考虑。我们目前是通过提供信贷担保资助粮食出口，为什么不可以作这样一个调整，即美国直接在苏联以卢布出售农业产品，然后把卢布直接存放到由美国监督经营的投资银行里，再向从事食品加工业的农民和企业家提供资金呢？虽然这样做的前提是苏联政府必须坚定地承诺在食品加工和分配领域进行私有化改造，但我认为我们有足够的影响力来促使这方面业已开始出现的新思想取得进展。
当然，这样做的一个困难是，当贸易赤字继续扩大时，美国联邦财政必须对农民有所补偿。但是，在我看来这样做利大于弊。因为，我们现在所提供的贷款担保——在没有替代计划之前还得继续维持下去——从长期甚至中期来看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如果我们一直坚持这种做法，久而久之，我们的纳税人就会中止对粮食出口进行补贴，我们就会丧失这个市场，美国在苏联也将不会得到公平机会，最终也就得不到当初投资的回报。
再以空间技术为例。苏联有兴趣参加世界太空运载市场的竞争。他们尤其想获取发射通信卫星的订单，也有意出租航空站。出于安全和商业的考虑，传统上我们总是试图把苏联从通信卫星市场（尽管他们有自己的卫星体系）上排挤出去。
我认为我们应该对自己的一贯政策进行一下反思。如果苏联同意大幅度削减他们的弹道导弹，与我们一道加入国际社会，共同控制导弹技术的扩散，开放他们自己的火箭工业让外国人参观甚至合作，那么，允许他们参与民用市场开发不也符合我们的利益吗？他们在卫星发射领域参与竞争可降低通信公司的成本，最终使消费者获益，而且，共同利用他们业已建立的空间站，就不必重复同样的技术，为此也可节约广大纳税人数十亿美元的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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