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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遥游:当庄子遭遇现实_熊逸【完结】(10)

  这样的人显然不是小人,何况站在儒家的立场上说,黄震对庄子也不算有太大的偏见,他觉得庄子虽然是“千万世诙谐小说之祖”,但有些正面的见解还要超过老子,尽管庄子的悖理之言也比老子更加极端;《老子》值得抄录的内容不过是些卑退自全的道理,《庄子》却往往有些明白中节的格言。

  黄震把这些“明白中节”的格言抄录了一些,全是些符合儒家价值观的,其中第一句就是我们在本文序言里已经了解到的那句“为善无近名”——这一点自然会引起我们的好奇,其实事情也很简单:后边那句“为恶无近刑”被黄震删了。(《黄氏日抄》卷55)

  所以,为了把黄震的意见结结实实地反驳回去,我们看来不宜把工夫下在他本人身上,而是该去别处寻找一些坚实的证据。好在证据并不难寻,就在《庄子》本文里,《外篇·秋水》也讲到楚王礼聘庄子,只是细节有些出入罢了,是说庄子在濮水垂钓,遇到了楚王派来的两位大夫,说楚王很像重用庄子。但庄子手持钓竿,头也不回地说:“我听说你们楚国有一只神龟,已经死了三千年了,国君一直把它的遗体供在庙堂之上。如果这只神龟可以选择的话,它是愿意死后留下一把骨头被人供着呢,还是愿意活着在泥塘里爬?”两位大夫说:“当然是后者了。”庄子说:“那你们就请便吧,我也愿意活着在泥塘里爬。”

  《庄子·杂篇·列御寇》也有一段记载,说有人来聘请庄子,庄子的答复是:“你应该见过祭祀用的牛吧,披的是彩缎,吃的是精料,可等到被送进太庙宰杀的时候,它就算只想做一只孤单的小兽也不可能了。”

  现在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发现,《史记》里的那段记载恰恰就是《庄子》本文里这两段内容的结合。难道司马迁就是从《庄子》里边采来这两段材料编缀成篇的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不仅无助于反驳黄震,庄子生平的可信度反而更加令人怀疑了。

  个中原因,黄震方才已经讲到了,就是“这事或许只是个寓言罢了”。黄震这么讲,在《庄子》本文里有一个铁证,就是《杂篇·寓言》里概述创作宗旨,说“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巵言日出,和以天倪”,这就是说,在《庄子》的全文里,寓言占了十分之九;《庄子·杂篇·天下》概说《庄子》之行文,也有所谓“以巵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而司马迁自己在庄子本传里也说过,庄子著书十几万字,大多都是寓言。

  寓言是为了阐明道理的,故事情节当然可以尽情虚构,所以在有的故事里儒家扮演反派,在另外一些故事里儒家又扮演正面人物,就连老子也有这种遭遇。这就是说,我们很难从《庄子》本文里那些涉及庄子生平的故事来论断庄子的真实生活,而只能做一些模糊的推测罢了。

  比如,在所有和庄子有关的故事里,他几乎一直都是以赤贫姿态出现的,看来这是一个深入人心的形象,很可能庄子真的很穷;他还始终扮演着隐士的角色,从来不去做官,多半这也是真的。如果这两点推测基本成立的话,我们应该就可以判断出来,在那个极端尊重知识分子而且人才在国际间高度流动的时代,以庄子的才学,就算这些才学全是玄虚不实的屠龙之术,谋个官作也很容易;就算他不想做事,也能到齐国稷下学宫之类的地方混一口富贵闲饭,而且想骂谁就骂谁,没人限制他的言论自由。一处只有螃蟹而没有监州的天堂,难道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都梦寐以求的吗?但他就是不去,甘愿做一名清贫的隐士。

  这样的人格是令人钦慕的,所以郭沫若在《三个泛神论者》里说:“我爱我国的庄子,/因为我爱他的Pantheism,/因为我爱他是靠打草鞋吃饭的人。 我爱荷兰的Spinoza,/因为我爱他的Pantheism,/因为我爱他是靠磨镜片吃饭的人。 我爱印度的Kabir,/因为我爱他的Pantheism,/因为我爱他是靠编渔网吃饭的人。”看来郭沫若没可能爱上自己,他没讲自己是靠什么吃饭的。

  无论庄子是不是一个泛神论者,只要我们不抱偏见地看,应该相信他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虽然他的原则和我们普通人不大相同,但他毕竟一点不像鲁迅在短剧《起死》里所讥讽的那个不辨是非的迂腐哲学家。ii的确,他对世俗所谓的正邪善恶很没原则,却对做官还是不做官太有原则。或许他太厌恶这个世界了,所以只想远远地和它保持距离,做一个冷眼旁观者,绝不让自己陷溺其中。

  正是看到了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作风,颜世安先生找到了为庄子的“学术污点”做洗刷的机会:“庄子生平穷困,却清高孤傲,拒绝与官府往来,这对于理解其思想有重要的参考意义。长期安于贫困,做起来并不容易。庄子一生不肯入仕,也不肯做清客吃一口现成饭,这说明他性格中有某种很认真的东西,说明他是迂直而不肯灵活权变的人。为什么我们重视庄子这种性格呢?因为《庄子》一书(尤其内篇)恰恰提倡一种凡事不要认真,无可无不可的游世主张。按这种主张,人生在世没有什么应该特别坚守的原则,别人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庄子评传》,p16-17)

  如此知人论世地看问题,我们更加可以领会到《庄子》之所以被称为乱世之书、过激之言的理由。遗憾的是,这只是一种善意的推测罢了,因为一个人的实际生活和思想主张常常都是不合拍的。而当这种反差出现的时候,实际生活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对于理解其思想有重要的参考意义”,这实在难说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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