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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大义2:隐公元年_熊逸【完结】(129)

  俞樾倒没有搞诛心之论,而是用考据手法给叔段稍稍抹了一点黑。我们从“末尾的用字都与首句呼应”来看,第一段里,“仁”和“人”上古音都在真韵;第二段里,“酒”和“好”上古音都在幽韵;第三段里,“马”和“武”上古音都在鱼韵。1174

  阮元《论语论仁篇》大体也持此见,认为这个训释本是周、秦乃至东汉以来的民间习语,尽人皆知,只是到晋代之后此语失传,后人再见此训便不易理解了。1175——对于阮元来说,训诂不是目的,而是通向义理之途径,但是,这一古训仅在训诂上是否能够站得住脚呢?

  于省吾反驳俞樾,同样用考据的办法说话。首先,俞对“仁”字的解释虽然在道德感上比《毛诗正义》低了一档,但本质上并没有多大的差别,也就是说,如果按儒家对“仁”的核心理念,称叔段为“仁”就是说他是个大大的好人,如果按俞考释古训,叔段也并没有从大好人一变而为大坏蛋,而只是变成小好人罢了。于说:“仁”字在这里其实个个通假,本字应该是“夷”,意思是“悦”。章炳麟《文始》说“仁、夷同属舌音,故得相借”,两字的通假例证在文献当中也很常见,故而“洵美且仁”就是“洵美且夷”,也就是“洵美且悦”,是形容叔段又帅又开心,和儒家之“仁”一点关系都没有。

  于虽然是从文字训诂入手,但依然以《左传》为前提,说叔段“好田猎饮酒,以玩务为乐,《左传》隐元年称‘京叛大叔段’,足征大叔并非仁爱深得人心之人。……可见诗人对于叔之独自享乐,言外有无限讽刺之意。”1176

  这两首诗明为赞美,暗含讥讽,不止于这样说,历代很多人都这样说。不过平心而论,如果单单来看《诗经》本文,恐怕任谁也看不出这两首诗里有一丁点讽刺之意,要满足讽刺的结论,不管把“洵美且仁”怎么解释,不管把“献于公所”怎么解释,都要基于两个前提:一是基于《左传》乃至全部《春秋》三传,二是基于孔子删诗——事情很明显,既然叔段是个乱臣贼子,孔子为什么不把美化他的诗彻底删掉呢?

  这是一个非常悠远的学术问题。前边龚遂和王式的遭遇向我们展现了《诗经》崇高的政治地位,但翻检《诗经》三百零五篇,诲淫诲盗的篇章也不在少数,就拿《叔于田》和《太叔于田》来说,赤裸裸地歌颂一个反动派,这难道就是圣人垂法吗?

  为了弥合这个矛盾,历代学者付出了种种努力。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说:孔子删诗,好坏并存,这样读者才能从这些诗歌当中一睹风土人情与国家兴亡。所以《桑中》、《溱洧》孔子没删,是为了展示给大家什么叫淫,《叔于田》这种歌颂坏蛋的诗孔子也收,是为了告诉大家什么叫民风败坏。如果以为圣人垂法只树好榜样、不立坏典型,这不是和唐太子李弘一般见识了么?1177

  顾炎武说的这位唐太子李弘,是唐高宗的第五子,他曾经随郭瑜学习《左传》,在学到楚国太子商臣弑君篡位1178这一段的时候,废卷而叹:“圣人的书是垂训后代的,怎么连这种丑事都记?”郭瑜回答说:“孔子修《春秋》,表扬好人,鞭挞坏蛋,书里当然不光是好人好事了。”李弘说:“那也不行。这等篡逆之事不但嘴里不能说,耳朵也不忍听。《左传》我不学了,给我换本别的教材吧。”郭瑜很感动,夸了李弘一大堆“诚孝冥资,睿情天发”之类的话,从此就改教《礼记》了。1179

  以上种种立论、种种弥合,都基于这样一个前提:这两首诗写的确实就是叔段。如果这个前提本身就是靠不住的,那些观念之争也就显得立足不稳了。事实上,早有人怀疑这两首诗和叔段并无关系,诗中的所谓“叔”可以是任何人——朱熹就曾有过怀疑,说:“或疑此亦民间男女相悦之辞也”,1180崔述也说:《毛诗》总喜欢在人名上附会,看见仲就说是祭仲,看见叔就是叔段,仲和叔都是男子之字,郑国怎么也有好几万人,难道只有祭仲一个人才叫仲,只有叔段一个人才叫叔不成?1181顾颉刚从训诂出发,梳理“叔”字的演变历程,论证该字本来表示的是缯弋所用的短矢,以生丝系矢而射,这是男人的事,所以“叔”字被用作了男人的美称。1182

  到了当代,《诗经》注本基本上完全背弃了古代传统,比如程俊英、蒋见元的《诗经注析》说:“这是一首赞美猎人的诗。”1183再如褚斌杰的《诗经全注》解释《叔于田》说:“这诗写一个女子赞美她所爱的男子汉。称赞他爱好打猎,善骑能饮,而且英武美丽,品德也好。在她心目中,举世无双,无人可比。倾慕之情,溢于言表。”1184其他注本虽然细节上有些出入,但基本也都是本着这个思路的。

  学术是进步的,这两首诗的旧解不断在细节上受到质疑和推翻,比如“巷无居人”是不是前边介绍过的那个意思,比如“岂无居人,不如叔也”是不是在拿巷里的人和叔来作比较,1185“暴虎”是不是空手打老虎,1186“火烈具举”是不是一种专门针对老虎的狩猎,1187这都不断在有新的考证,不断在质疑着旧的解释。但从思想史上来看,这些问题都属于枝节,而关键问题是:诗的主人公一下子从一个具体的叔段变成了一个不具名的猎人,圣人垂训之大义一下子就失去载体了。

  但是,难道《毛诗》的那些所谓诗旨当真都是无稽之谈么?今人的这些注释是否存在矫枉过正、疑古过度的问题呢?《诗经》里的很多内容当真都只是既没有政治涵义、也没有时事反映的民间歌谣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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