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问题不能合理的解决，必然导致社会动荡，在这样的大动荡面前，更考验着统治者个人的承受能力、应变能力与综合素质。才智不及中人的崇祯，在一连串的失误与挫败感面前，终于导致了他人格上发生裂变，于是，接下来的事情，就变成了性格决定命运的佐证。
世间已无袁崇焕
前文说了，在用人制度，财政制度上，崇祯都变现得一筹莫展。他既没有能力阻止文官内斗，结党营私，又没有能力解决国家经济问题，无法阻止流民猖獗、军费开支困难的现状，至于军事上的部署决策与知人善任，他也是庸人一个。
这个庸人手中的明室天下其实早就该亡了，即使没有李自成，亡国也是必然的。亡国之势，在崇祯冤杀前辽东督师袁崇焕的那一天就注定了，或者说，在他的哥哥天启皇帝任阉党残杀辽东第一统帅熊廷弼的那一天起就已经注定了。在亡明的征程中，这哥俩儿象比赛一样，不遗其力的帮满清铲除一个又一个的对手，又都比赛似的为自己的江山充当了称职的掘墓人。
其实明朝从万历年到崇祯年，虽然一步步走向内忧外困的境地，可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政治与军事人才也在那个时候纷纷出现过，为明室天下能够多存在了几十年，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这几个人的名字将会永远载入史册，他们是张居正、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可惜的是，在这几个光彩熠熠的名字后面，还有这样几个名字，他们是朱翊钧、朱由校、朱由检，这后面的几个充满了耻辱的名字，令前面的光彩人物一生注定活得灰暗而悲惨。
前面的几个人，是为后面的几个人相继清算的，他们一生的悲剧都是后面几个人造成的。尤其是后三个，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作为中国军事史上不世出的奇才，同样也是道德上无懈可击的文官，清算这样的人，对于任何一位封建帝王来说，都本应是最不道德的事情，可惜的是，在这个最不道德的征程里，朱家爷们几个你追我赶，争先恐后，辽东军事败坏，后金能够占领天下，他们出的力不小。以至人们后来说起这段史事，无不悲愤，将之称为“自毁长城。”
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全部都是文人出身，都做过进士，既能行伍又能诗文。他们的文人身份，是明朝文人带兵的军事体制造成的，但也正因此，创造了这三人独特的儒帅性格。
他们也确实当得上儒帅这两个字。因为他们的身上都有很浓的儒家正统观念，从小受正统教育长大，忠君爱国思想浓厚，行为品行端正无私。他们又是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强人，在镇守辽东期间，他们继承了前辈徐达、谭纶、戚继光等人的遗志，将明室天下固若金汤的梦想忠实地贯彻了下去。为了修建大明王朝的最后一道屏障山海关，他们也都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作为前后几任辽东主帅，明朝也因为他们的存在，才令清军多年来始终无法取得决定性的进展，甚至曾有议和之念。他们是大明王朝真正的保障，应该说，在精神与道义上，也是最具有威信的旗帜式人物，与他们相比，万里长城，不过是一道道砖墙而已，这些忠心耿耿的军事人才对大明来说，才是真正的长城。
但是，无能无知无情的几代朱家天子，再加上积年不断的阁臣内斗，一步步地毁掉了这道本来固若金汤的长城。
第一个被清算的是熊廷弼。熊廷弼，字飞百，江夏（今湖北武昌）人，史书上说他身长七尺，善左右骑射，性刚烈。无疑，从外形上看，这是一个楚霸王式的英雄，但其实不是，熊其实是一个标准文人。他是万历二十六年进士，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文职。不过，与朝中的阁臣相比，他是常年接触军事的文臣，所以身上更多的是军人的特质。
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在熊廷弼的身上，这是最好的体现。这是一位具有文人清高品格与武人刚强作风的将军，明史上对他的评语是“性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从熊廷弼开始，明朝的军人将领与阁臣间的分歧就开始出现，并一发不可收拾。
人们常用三起三落来形容一个人的宦海浮沉，在熊廷弼的身上，同样也有明显的三起三落，而每一次起落都与阁臣的内斗有关。
第一次起落在万历二十八年。文官熊廷弼受明廷委托前往巡按辽东，辽东土地广旷，熊廷弼针对此提出军队在此屯田地的建议，受到明廷的称道。于是，熊得以在辽东实施自己的军事抱负。像徐达、戚继光、熊廷弼这样的良将，他们不是靠打胜仗多杀人为资本，而是在军事上具有极高远见、在民事上关心百姓疾苦的建设性人才。熊廷弼在辽东数年，最大的贡献不是攻城夺地，而是以防守换来和平。当时军队纪律松弛，战斗力极差，且多以偷袭女真营塞为胜事，熊廷弼杜绝了这种急进短视盲目邀功的行为。他修城堡、建立防线，严整军纪，与女真族人建立关系，坚持“实内固外”、“以夷制夷”的攻略，辽东有他，局面为之一新，稳定了数年。
可惜，在一个已经习惯了纸上谈兵朋党政治的文官集团面前，实干性人才总是因为其稳健作风、特立独行的风范遭人诟病。性格刚正的熊廷弼也不例外。因为与当时的巡按御史荆养高发生矛盾，熊廷弼被其拿一个小小的“杖死诸生”事件做引子，竟然被免去了职务，回家听候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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