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至高处向下望去，在山与海之间，徐达发现迁民镇的地势特点，顿时若有所悟。
迁民镇在当时位于永平府界，横跨辽西走廊，处在汉蒙两股势力的咽喉地带，更难得的是还夹山襟海，“其地大山北峙，巨海南浸，高岭东环，石河西绕，形势险要诚天造地设”。（《临榆县志》）这一望之下，徐达得出了上述的结论，于是果断的发出了一个命令，“发燕山卫屯兵万五千一百人，修永平、界岭等三十二道关”，“九月甲申，卫城定名山海关。”
我们在这段描述历史中可以发现，山海关从建城到城破，都与“甲申”这个词有很重要的关系，在徐达逝去多年后的一六四四年，是为甲申三百年，山海关再次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焦点，历史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惊人的巧合。
徐达的苦心终于实现，此地成为军事关口后，给迁民镇带来的不只是驻守燕山的屯兵一万五千人以及一个崭新的名字，更让这个地方在以后几百年的时间一直成为关系中国政治命运的要塞。山海关一带成为了“关里”与“关外”分界线。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关里，关外是两个社会，关里是汉家文化，也就是农耕社会的世界，关外，则是游牧民族，游牧文化的发源地。长久以来，这两种文化的斗争与融合、争夺与取舍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也因此在当时，谁拥有了它，谁就抓住了中原大好山河的“死穴”。
山海关建成后，作为军事要地，不断地得到完善，军人政权在其中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在山海关关外延伸处还有两座军事据点，因为比卫小，称之为所，东门外三十里是中前所城，再行三十里，是前屯卫，就是今天辽宁的前卫，前卫之前三十里，就是中后所城，也就是吴三桂少年时经常活动的地带。此地古来属广宁挟制，虽然占地不大，但位置很重要，正好处在辽西地段，西距山海关，东距当时明朝第一军事重镇宁远，地处两镇中枢。
山海关不仅作为军事重地存在，这条要道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为“朝鲜等国入贡及通辽商贾所由”，它的作用不仅仅是打仗夺权那么简单，它还是发展经济文化商贸的渠道，不光是斗争，还是民族间经济融合的产物。因此后人在研究山海关时，更要综合的看待它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多重作用，而不能一一割裂。
吴三桂就是在这座历史悠久，地处汉满两地交界的要塞中成长起来的。自小就生活在兵危马乱的地方，这对他的成长起到重要的影响，在他年少的时光里，他亲眼看见了北京的许多文官以及包括皇帝在内的大多数人都没有见到的血淋淋的事实。比如著名的广宁战役，在天启年间发生的这场战役中，熊廷弼与王化贞一退几十里，把山海关外的大片土地全部丢失了，丢弃的尸体堆积如山，有人捡了几年的尸骨都没有捡完。这些事，吴三桂都拥有第一手记忆。而这场战役对明朝来说至关重要，此后多年间，满清时有侵犯，明朝再也没有缓过手来，到崇祯十三年后，明以山海关为界，在关外仅剩八城：锦州、宁远、松山、杏山、塔山、中前、中后、前屯。山海关一带的这些狭长战线，也成为吴三桂最初的军事启蒙教育的园地。
吴三桂也亲眼见到了与文官集团迥异的军人政权在山海关一带的成长壮大，他本人后来也成为了其中的中坚分子。他从军是受父亲吴襄的影响，但在成长为一名军事奇才的过程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不是父亲，而他的舅父——当时辽东督师袁崇焕手下第一名将祖大寿。
后人推究吴家发迹史，发现祖大寿在里面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位祖大寿虽然位在袁崇焕之下，但在辽东实力及影响似乎犹有过之。作为辽东最炙手可热的军人政权的代表，他们全家世代守护辽东，所有的男性家庭成员几乎都在宁远、山海关之间任职，到祖大寿时，已历五世。祖大寿是从最基层做起来的将军，后与袁崇焕同守宁远，获“宁锦大捷”，名动天下，升为前锋总兵，他的兄弟祖大乐、大成、大弼，子侄祖泽远、泽沛、泽盛、泽法、泽润、可法等，都上至总兵、下至副将、参将、游击的各级军官，分驻宁远、大凌河（辽宁锦县）、锦州诸城。祖氏一脉，因为颇多军事强人，终于成为辽西首屈一指的军人巨族，崇祯一生刻薄少恩，但唯独对祖家青眼有加，这也是有原因的。辽东世代征战，地处苦寒，被称为“危城”，当时朝中诸臣均以为险地，不愿驻足，祖家在这里坐镇，实属不易，故而“安抚”政策必不可少，崇祯虽愚，这层道理也还明白。
吴三桂的继母为祖大寿妹妹，这个资源对于吴家的兴衰非常重要。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也非等闲人物，他于天启二年中武举进士，此后投奔辽东巡抚李成梁处，多年征战，战功赫赫。吴家真正的兴旺，是在吴襄投靠祖家门下以后，他长年来一直在祖大寿手下任职，后来更娶祖大寿妹妹为妻，最后累官至都指挥使，留镇宁远。崇祯四年（一六三一年）时，吴襄已是锦州总兵官，位居辽东八镇首领之一，这个职位已经是明代一个军区最高的官职，可拥兵万人以上，因为这层上下级关系与裙带关系，吴三桂早早的就得以进入军中担任要职。不光是他，吴家子弟也多数都进入军中，到最后，与祖家一样，成为而控制辽东势力最强的军人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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