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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雄关:1644年风云局势中的山海关_刘剑【完结】(5)

  在他执政十七年里,明朝看不到一点中兴之路的政绩。曾经坚如磐石的中兴梦想真的成了一个虚幻的肥皂泡,在这个巨大的泡沫后,人们看到的不光是梦想的破碎,还有苦难的来临。在他的领导下,非但百姓没有过几天好日子,各级官吏更苦不堪言,被他迁怒撤职,或是当替罪羊杀掉、入狱、灭门的官吏数不胜数,其中被冤杀的占了大多数。崇祯在位十七年间,换了五十个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或副宰相),十四个兵部尚书(那是指正式的兵部尚书,像袁崇焕这样加兵部尚书衔的不算),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那些一度举双手欢迎他登上高位的清流们,发现自己这次依然跟错了主子。其中最令人发指的,是他杀掉了明朝唯一可以与满清抗衡的大将军袁崇焕,一手制造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并直接造成了辽东大片土地的流失。

  历史写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崇祯的面目越来越狰狞了。他成为了历史上最不值得同情的皇帝之一,这位幻梦少年,突然变成了昏君。与他哥哥天启皇帝朱由校相比,崇祯虽然有些许好名声,但实际上做的也好不到哪儿去。而最倒霉的是,他还背上了亡国的罪名,这恰恰是他最怕的事。

  几百年来,对崇祯的评价一直颇有争议。孰是孰非,探究这个问题对我们更有效的了解一六四四年前后明王朝的命运至关重要,所以,作为本书第一个出场的人物崇祯,他的衰亡之路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规律,封建制度的高度集权化不断泯灭人性与理性,最后产生的恶果也直接导致了皇帝的孤家寡人之路。崇祯在登基以后面临的一切问题,不光是他个人的问题,更是整个明王朝乃至中国封建王朝集权制度在高度膨胀后的必然归宿。崇祯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不走运的皇帝的事实,揭示了中国封建历史上的一个悖论式的规律——愈要集权,愈要溃败。

  有多少债需要偿还

  十七岁的崇祯比较走运。他病歪歪的哥哥早早的死了,并在临死前做了一生中唯一做过一件好事:他没有让他宠爱了一生的魏忠贤公公有机会伤害到这位孝顺的弟弟,早早的立了弟弟为接班人,使崇祯的上位,完全合理合法,合乎一切法定继承标准。

  崇祯又比较不走运,因为他有一个缺心眼到了极点的哥哥——天启皇帝朱由校和个人品德败坏到了登峰造极地步的爷爷——万历皇帝朱翊钧。这两个人留给他的,除了别人眼中值得羡慕的皇权,还有他终其一生也没有能力偿还的巨债。

  我们要想分析明白崇祯是怎样从一个有梦想的少年变成一个无德无能的昏君的,那就要先看一看,他在登基以后接过来的都是什么东西。

  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崇祯的爷爷,留给他的,是积重难返的土地与财政问题。自明神宗时起,明朝财政已经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这一切,与明神宗破坏本朝第一权臣,也是明朝乃至中国历史上最懂经济的内阁首脑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有直接关系。其实明朝能持续到崇祯这一年,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没有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缓解土地兼并与税收问题,稳定了政府的财政,可能明室早就崩溃了。

  神宗皇帝在他的老师兼帝国首脑张居正死后,出于对他个人的厌恶,任性的破坏了“一条鞭”法,设矿监税监,并且从我做起,鼓励以他为首的皇亲内侍兼并土地,最大的恶果不是增加了人民的赋税,而是破坏了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的土地政策,而对于财富的迷恋,也让神宗成为明朝开朝以来最贪婪的君主。他掠天下财富于一身,个人财富空前积累,但国家财富却残失殆尽;而且他又在皇位继承问题完全凭性子来,搞得上下不同心,君臣不同路,对国家的凝聚力的破坏无法估量。

  明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比神宗更不走运。他留给亲弟弟的不但是更加溃烂的财政问题,还加上溃烂的人事,和近于溃烂的国土问题。

  天启年间最初的问题不是来自宫廷的变乱,而是战事的紧张。辽东出现了几次大败战,丢掉了土地,也让以往人们并不重视的关外后金势力直趋而入,与明朝廷分庭抗礼。在这个形势下,比较不幸的是明朝内部又出现了几次大的党争,更有如火上加油。

  党争的导火线是“三大案”。“三大案”分别为“红丸案”、“梃击案”、“移宫案”,三个案子发生在万历至天启初年,表面上看来似乎与崇祯无关,但对明朝整个朝政的影响却是巨大的。这三大案由此派出出来的问题,同样是万历与天启这两位皇帝留给这位十七岁少年的又一笔债务。

  这三起案子源头在于明神宗朱翊钧在皇位继承权上的昏昧举动。神宗有两个儿子,长子朱常洛为王恭妃所生,次子朱常洵为郑贵妃所生。朱翊钧宠爱郑贵妃,有意立朱常洵为太子。按照明朝各代立皇太子的一般原则,应当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即嫡长子继承制。嫡子必须是皇后所生,现在皇后无子,自然应当以长子为尊。因此,多数大臣主张立朱常洛为太子。这种争论一直持续了很多年,最后,终于还是以皇帝妥协为结束,是之为“国本之争”。

  三大案就是在国本之争的背景下发生的。明神宗处理不好的家事,后来引发了极大后患。万历四十三年,先出现梃击案,这是针对太子朱常洛的一次有意识的刺杀行动。一名叫张差的人进宫手持棍棒行凶,被当场抓获后由此牵连到了郑贵妃与福王朱常洵,朝中大臣对此事的态度分成两派,但因万历皇帝不愿深究,此事在几次廷审后不了了之。此后又现了红丸案,这是在万历死后、太子朱常洛刚刚继位后发生的事情,又是针对新皇帝朱常洛的行动。郑贵妃送给新皇帝几位美女,因耽于酒色,朱常洛病重,鸿胪寺丞李可灼自称有仙丹,治得了朱常洛的病。结果这一粒红丸就要了这位短命皇帝的命,朱常洛死后,有人怀疑是郑贵妃暗中下的手,朝中再起纷争,但终于还是未揭明真相。再往后,又发生移宫案,主要是针对一手带大朱常洛长子——后来成为天启皇帝朱由校的李选待(因为当时朱常洛有两个妃子,一在东宫,一在西宫,都姓李,故而这两人被称为东李西李,这位选侍是西李),朱常洛死后,这位西李不愿搬出正宫(即皇后有资格居住的乾清宫),想控制小皇帝,重新效仿当年郑贵妃专权旧事,由此引发一场轩然大波,在东林党人的策划下,群臣逼朱由校将西李驱出乾清宫,移到了宫女居住的鸾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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