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宋元佛教的稳定发展
隋唐五代是中国佛教的大起大落时期，既有朝廷上下狂热崇拜的繁 盛，也有唐武宗灭佛，周世宗限佛的悲哀。入宋以后，中国封建意识形 态基本定型，由于宋明理学的出现，儒学的统治地位已不可动摇，而佛、 道两家则在辅翼儒学的前提下找到了自己的合理位置，进入了稳定发展 时期。
1．宋王朝对佛教的扶植与管理
赵宋王室是在唐武宗灭佛和周世宗限佛两次大“法难”的基础上建 立自己的宗教政策的。太祖赵匡胤是历史上较有作为的帝王，深知佛教 早已深入人心，周世宗的强硬宗教政策不利于社会的安定，所以他在夺 取后周的天下后，立即于建隆元年下令停止在北方废毁寺庙，先度童行 8000 人，稳定北方的僧侣队伍。以后又不断拨钱支持佛教事业。乾德四 年（公元 967 年），派遣僧人行勤等 157 人赴天竺求法，每人赐钱三万。 开宝四年（公元 971 年），遣内史高品、张从信等人往益州（今四川成 都）主持刻印《大藏经》，开中国历史上刻藏事业的先河。此次刻藏先 以《开元录》之经为限，后陆续增添东土撰述，最后得到 625 帙，6620 卷，在佛教传播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开宝藏》日后成为一切官私 刻藏的共同准据，日本、高丽、契丹、西夏等地刻藏，也以此藏为准。 宋、元两代还刻印了《崇宁藏》、《毗卢藏》、《圆觉藏》、《碛砂藏》 等四种版本，印刷术推动佛教思想更加深入民间。
宋太宗赵光义“素崇释教”，更是热衷于佛事。他在登极伊始的太 平兴国元年（公元 976 年），一次下令度童行 17 万。为了在佛教史上留 下善迹，他效法唐太宗大开译场，延请西域高僧法天、天息灾、施护等 人主持，译出大量经文，并亲撰《新译三藏圣教序》，刻之于碑，以图 流芳千古。从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公元 982 年）至仁宗景祐二年（1035 年）的 54 年中，共译梵本 1428 夹，564 卷，数目可观，但影响却远远不 能和唐代相比。其原因在于，当时正值印度密教发达时期，宋朝所译经 文大多属于密部经典。佛教密宗的许多思想，与儒家纲常相抵触，所以 不少经文甫被译出，立即引起担任译经史、润文官的儒家学者的警惕， 旋即举报销毁。如淳化五年（公元 994 年）译出《大乘密藏经》，发现 有 65 处“文以乖戾”。太宗闻讯，立即诏谕：“使邪伪得行，非所以崇 圣法也。”勒令“当众焚毁。”
宋真宗不仅崇道，亦推崇佛教，他亲撰《崇释论》一文，希望能奉 佛“十力”，辅俗“五常”，达到劝善禁恶的目的。大中祥符二年（1009 年），真宗下《普度僧道诏》，天下童子每十人度一人。为此特在京师 及诸路设 72 处戒坛，大规模剃度童行。所以真宗一朝僧尼人数达到了 458，855 人，寺庙 4 万余所，为宋代最高水平。
鉴于历史的教训，宋帝对于佛教的发展始终保持着警惕，太祖、太 宗保持了唐代的“度牒”制度，以求控制僧尼人数。同时下令限制寺院 规模，如开宝八年（公元 975 年），太祖明令禁止灌顶道场、水陆斋会 和士女夜集等活动，以防滋事。真宗朝僧尼发展过快，仁宗朝便严加限
制，至神宗熙宁元年（1068 年）统计，僧尼仅余 224，090 人，不使宗教
的发展超出了维持统治的需要。
宋室南渡以后，国力更趋衰弱，但江南本是佛教发达之地，教徒仍
有 20 万之众。宋高宗对佛教采取了既不支持，也不绝灭的政策，只是停
发度牒，寄希望于自然减员。同时迫于对金战争和统治集团的巨大花费，
高宗绍兴十五年（1145 年）下令天下僧尼交纳免丁钱，“自十千至一千
三百，凡九等，谓之清闲钱，年六十以上者，听免纳。”①这样就使得出
家在经济上没有多少好处，防止贫苦农民因非信仰因素而出家。
总体来说，有宋一代佛教基本处于平衡发展状态，突出的排佛事件
仅宋徽宗一次。赵佶是个狂热的道教徒，自封为“神霄帝君”、“道君
皇帝”，当时女真人建立的金国不断强大，国内民族矛盾上升。道教徒
乘机鼓吹佛教是“金狄之教”，林灵素等道士鼓惑徽宗灭佛。徽宗在宣
和元年（1119 年）下诏：“佛改号大觉金仙，馀为仙人、大士。僧为德
士，易服饰，称姓氏。寺为宫，院为观。”②但是佛教流传已久，早已深
入民间，非一纸诏令便可改为道教。翌年，在朝野一片反对声中，宋徽
宗不得不收回成命，这场变佛为道的闹剧草草收场。
2．禅宗的成熟与定型
禅宗是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它以教外别传，直指本
心的简单法门为旗帜，鲜明地表现了中国佛教的特色。慧能的《坛经》
为禅宗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但禅宗特有的“机锋”、“棒喝”、“公案”
等宗教修习仪规，则是在慧能身后的五代和宋初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
展，并通过宋初的《语录》、《灯录》记载下来，又通过宋禅的“代别”、
“颂古”、“评唱”等“文字禅”著作，发挥阐述，使之流传广大。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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