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来于罂粟。伟大的造物主孕育了美丽的罂粟花，而“孔雀虽美，其胆剧毒”，鸦片就是罂粟的初级产品。罂粟本生长在温带和亚热带地区，历史悠久，在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几乎都可以找到它的痕迹。在瑞士考古发掘中，便发现了“鸦片罂粟”的种子和果实的遗迹——大概是公元前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在孕育巴比伦文明的两河流域、古埃及和古希腊，关于鸦片的记载也并不罕见。甚至在《圣经》与荷马史诗里，也能找到鸦片的痕迹——鸦片就被描述成了“忘忧药”，连上帝都使用它。
但在历史上，鸦片更多的是作为药品出现。公元前两世纪的古希腊名医加仑，就曾详细记录了鸦片止疼、抗毒等神奇的疗效。在中国，为人所熟知的华佗，这位三国时期的名医，就曾使用鸦片作为手术的麻醉剂；而在唐代，人们把进口的阿拉伯鸦片被称为“阿芙蓉”，当时这是一种奢侈消费品；在北宋药书《开宝本草》中记载的“罂粟粟”，其实就是鸦片。
也有野史说，明朝万历皇帝多年不理朝政，就是因为沉湎于鸦片而不能自拔。虽然鸦片不是天外来物，但有一点基本可以肯定，那就是在明朝中期以前，鸦片大多是作为药品使用，并没有广泛流行。
鸦片为什么会造成重大危害，还要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所带来的这个初级全球化时代的蝴蝶效应说起——中国虽然对哥伦布一无所知，但却不能逃离其影响。从历史路径上来看，鸦片的盛行先是和烟草纠葛在一起的。但中国本是不产烟草的——烟草是北美印第安人的种植物。烟草进入中国，这就要归功与十七世纪的荷兰人（也可能是西班牙人或者葡萄牙人），他们把很多原本是北美的作物引入中国，包括玉米、马铃薯等，当然，也包括了烟草在内。
引进新的作物如马铃薯等，推动了后来中国的人口剧增——这些作物对土地的要求甚低，通常也不作为赋税征收的依据。但烟草这种轻微的“毒品”，同样会让人上瘾。从历史记载上看，崇帧皇帝的时候曾经严令禁烟，估计这时候烟草已经开始泛滥了。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禁烟竟然导致了一个糟糕的结果：本身混合在烟草中吸食的鸦片，因为烟草被禁，很多瘾君子开始吸食纯鸦片。而一旦养成这种恶习，戒除就非常困难了——除非把他杀了。
从本质上来说，鸦片是一种消费品——种让人意志消沉、身心俱败的罪恶商品。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鸦片市场的形成必然有一个逐渐培育的过程。事实上，在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国已经盛产罂粟，国内鸦片消费市场也已是初具规模，各地的烟馆林立，烟民遍地，特别是在衙门里。据当时人说，京官中吸食鸦片的达到百分之一二十，而地方衙门里，据林则徐说，“绝无食鸦片者，甚属寥寥。”就连慈禧太后，也是个鸦片吸食者。
资本的本性是逐利的，无论是荷兰人、葡萄牙人，还是后来向中国输送鸦片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在这点上都决无例外。鉴于鸦片的危害，雍正皇帝在1729年曾下令禁止鸦片在国内种植、生产和买卖，但他留了一个漏洞，那就是没有限制鸦片的进口，当时甚至还对鸦片进口收税——这个税到1796年还在征收。
到十八世纪末，鸦片的危害开始初步显露。1799年，嘉庆皇帝颁布鸦片禁令，禁止进口、销售鸦片和种植罂粟。这种禁令毫无疑问的损害到了那些国内外的毒品种植和出口商人的利益，当然，也包括了那些徇私舞弊的官员。从毒品贸易的规律来看，如果当时的政府清廉有效，禁令也许能起到作用，但要是当时的政府腐败无能，这只能导致更糟糕的结果：继续秘密种植罂粟和加工鸦片或者干脆走私——走私连税都不用交。这种灰色的经济，使得地方官僚、买办和外国鸦片商紧密的勾结在一起，而这才是鸦片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所在。
十八世纪末，英国的对华贸易已经超越荷兰、葡萄牙等其他国家跃居首位。英国人选择鸦片作为贸易的主要商品，除了资本逐利的残酷性之外，另外还有几个现实因素也促成了鸦片贸易的兴起。
从贸易环境上来看，虽然当时清政府允许外国来中国进行贸易，但只能在广州一地交易，而且，只能和指定的贸易商人进行交易，这就是通常说的“十三行”。“十三行”事实上大都是红顶商人，所进口的商品必须要经过他们认定，这必然导致中国市场狭窄，外国无法通过扩大贸易数量的方式来达到平衡逆差。
从双方进出口的货物来看，中国主要输出茶叶、瓷器、丝制品、漆器等，这些都是欧洲所受欢迎的商品，而外国商人输入的商品则主要是棉花、羊毛制品、钟表等商品（需要中国官员认定），这些商品在中国市场很小，影响甚微，正如乾隆说的，天朝的物品是你们洋人必需的，而天朝对你们的东西可不在乎。
在这样的贸易格局下，大量的金银流入了中国——改善了中国人的生活，也许是促成康乾盛世的一个因素——但严重的出超使外国商人难乎为继。为了弥补逆差，只有两种办法，一是打破清政府对内地市场的限制，二是在目前的贸易环境下找到有利可图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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