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新中国建立不久，共产党即展开了规模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那时有一句口号，叫做“反动残余连根拔。”根据这句口号，一大批在国民党政府或军队里任职或做事的人都得被无情镇压。这事牵扯到父亲，因为父亲在旧政府里有许多老朋友旧同事，父亲认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不是非杀不可的。当父亲看着有些老实本分的旧职员昨天还是好好的，今天就被拉上车拖出去毙了，父亲震惊了。父亲先去找孙伯伯，他知道事关重大，找蒋伯伯没用。父亲对孙伯伯说：真正罪大恶极该枪毙的，早就跑到台湾去了，留下的大都是没多大罪恶的小职员，他们中有不少人甚至于是盼望共产党来的，大多数旧职员都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深恶痛绝，对共产党是拥护的，对新中国是满怀希望的，因此，这样大面积地镇压是错误的，应赶快纠正。孙伯伯听后非常生气，对父亲进行了严肃地批评。孙伯伯说：你这种想法是极其错误的，也是十分危险的！孙伯伯还给父亲看了有关这场运动的中央文件，以及建国以来国民党反动势力对新生政权的各种破坏活动案例。孙伯伯接着说：现在形势严峻得很！这些案例只是一部分，事实上远不只这些。就在几天前，我们的运粮船队还遭到土匪的袭击，很多同志皖南事变都顶过来了，没想到却在新中国建立之后永远地倒下了。孙伯伯的情绪也感染了父亲，父亲没想到形势会这么严峻。孙伯伯最后反复告诫父亲：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对反动派千万不能手软。
要不是后来黄科员被杀，这件事也就过去了，但偏偏发生了黄科员的事，命该父亲倒霉。
黄科员属旧政府留用人员，解放前在南京市伪政府任职，解放后获得留用，但被贬到了父亲工作的这个县农林局任科员。父亲与黄科员解放前就认识，后来又正好在同一个县共事，二人自然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父亲说黄科员是个难得的好人，素质高，有教养，总是“那样温良恭俭让”。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与世无争的知识分子，突然有一天被镇压了！父亲想不通，又不能去找孙伯伯，找了只会挨骂。父亲直接给中央写信，给罗瑞卿写信。父亲认为：古今中外，大多数有能力的人都是要为政府做事的，国民党在时为国民党做事，共产党来了为共产党做事，对新政权构成威胁的是“反动势力”，不是“反动残余”，因此，应将“反动残余连根拔”的口号改为“反动势力连根拔”。
信被批转下来。父亲当即被缴了枪。
孙伯伯当时气得差点扇父亲两嘴巴。但是气归气，帮还是要帮的，然而在中国，尤其是50年代初的中国，凡事沾上政治都比天大，比天大的事让孙伯伯他们怎能帮？怎敢帮？！父亲被捕了。孙伯伯他们能帮的也就是帮父亲保命。事实上，要不是后来中央很快果然将“反动残余连根拔”改为“反动势力连根拔”，父亲恐怕连命也难保。
父亲一直认为是孙伯伯他们救了自己的命。父亲说：换上别人早被镇压了，是他们拖着，特别是当时任县公安局长的刘伯伯硬拖着，拖到中央“自己勇于改正错误”了，父亲释放。虽说失去的永远失去，父亲再也没有重佩“掌中雷”，只是在交通局做一般干部，但父亲保住了命。活着就好。直到文革之后，还是在孙伯伯、刘伯伯、蒋伯伯、胡伯伯他们的帮助下，父亲才平反，得到一个“光头”的“离修老干部”。
9
今晚我为父亲守夜。哥哥要与我一起守，全家反对。他昨晚已经守了一夜，今晚须休息。
哥哥去睡觉并不等于就我一个人守夜，事实上，家里有很多人，居然还有楼上楼下的四个小伙子来我家打麻匠。这还是家乡的习俗。明日父亲出殡，家里人不能抬，得由这四个小伙子将父亲抬上殡车，今晚他们四人算是热身。照规矩，我得招待他们吃、喝、抽。我觉得很滑稽，打麻匠属于典型的娱乐活动，怎能在死者身边进行？但是，当我看见母亲和姐姐们也在里屋开一桌时，才意识到本人落伍了：白喜也是喜呀！喜事和娱乐联姻，天经地义，家乡的习俗有理。
我这时候才有工夫好好看看已经死去的父亲。
父亲身上盖着红被单红头布，看上去比生前要高一些。这与我想象的不一样，我原以为人死了会缩一些。我掀开被单，见父亲脚上穿着老鞋——一种很泡的没有纳底的棉鞋。我再掀开头布，认定父亲确实死了——腮瘪，眼凹，嘴半张开，假牙不知什么原因没有了，眼睛微睁，面无表情，看不出痛苦，也看不出满足，整个脸呈骷髅像。父亲比半年前瘦多了，怎能说死前“好好”的？我猜想，父亲死前一定备受病痛折磨，只是父亲太自觉，不愿意连累家人，才硬撑着，直至“无痛死亡”。
我很奇怪挨着自己死去的父亲为什么一点也不害怕。以前我是很怕死人的。1976年在建设兵团，我们连队有个回乡知青为了去县城看“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竟在爬车时摔死，送他“上山”时，我离得很远还是很恐惧。平时要是在路上看见花圈，老远的就绕道走，实在无路可绕也是尽量侧目，不敢正眼看。但是今天晚上，当我夜里挨着死去的父亲时，竟然一点都不害怕。大概只有最亲的亲人才会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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