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的，啥味又苦又骚！”便把婆娘从屋里叫出来，“你娘的是不是用摸了骚的手摸了咱的菜了？”
“咋了？”婆娘一脸的困惑。
“你娘的尝尝，”便一筷子把菜塞到女人的嘴里。塞得太多又太深，女人翻着白眼，喘着喉嗓尝他塞进来的菜，“是呀，怎么不是味哩？”
“重腌！”
女人便重腌。
腌好了再尝，男人又跳了起来：“你娘的是不是又用摸了骚的手摸菜了？”
“没呀，咱洗了好几遍手呢。”女人惊慌地说。
“没有才怪哩，你尝尝。”未等男人将菜塞过来，女人麻利地自己尝了一口，“咋地了，怎还不是味？”
就又重腌。
腌好了又尝，男人不说话了，啪地就把巴掌抽到婆娘的脸上，“越活越娘的不如人了，连个地萝卜都不会腌了，休了你算了！”男人吼着。
女人便抽嗒抽嗒地哭起来。
翁七妹过来了，“快别怨嫂子了，今年的每家都一样，全腌臭了。”
“那为啥？”
“菜不成。”
这话说到点子上了。旱地的地萝卜，水份少，纤维多，质地僵绷，放到罐里经腌，且越腌越嫩，山里人叫作“回油”。这“回油”非常形象，那干涩的萝卜肉，被盐水浸泡，纤维软化，生出一种柔性的汁液，嚼到嘴里反倒油光水滑，味道鲜美。雨水多的土地上生出的地萝卜，水份多纤维少，质地脆嫩，放到缸里不经腌，且越腌越“水”。这个“水”字也很形象，水份多的地萝卜腌得久了，不是回甘，而是出汤；这汤水溢出了腌菜的限度，氧气含量骤减，菜已不是腌，而是“泡”，菜就腌“湫”了，那菜的味道，且苦且涩且腥骚。如是，那婆娘所受的打骂，便是一桩极大的冤屈。
女人越哭越心伤，说不活着了，也甭等你体咱了。男人嘻嘻地笑着，用劲儿捏捏女人的臀子，别死呀，你死了，咱不更凄惶了么？女人不哭了，个不正经的，去吃你的骚地萝卜巴，吃了好挺尸，女人说。男人涎笑着说。去(尸求)的吧，没功夫跟你闲扯蛋，猪都叫了，咱还给猪喂食去呢，噜噜……女人扭扭地走了。
翁七妹笑了。
这种苦涩的幽默，再朝前一步，便是灾难了。
这种灾难竟不声不响地降到一个最边缘的人物身上，便是翁上元进入古稀之年的老爹——翁太元。
二
亏粮的问题也使翁送元心烦意乱。他对搞运动有兴趣，可并不愿意让人饿肚子啊。况且这些饿肚子的人是他的乡亲。他回后岭，也是想施展一番报负的，他把运动当了施展报负的突破口。依着他的本性与能力，后岭的运动不会搞到这个程度；他是想借运动，表现一下自己与翁上元们的不同。刚回来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运动搞起来了，才渐渐清楚起来。因为论人缘和搞生产，他的确比不得翁上元。翁上元是个地道的山村干部，吃过苦，受过磨难，对村里的生活了如指掌；况且他又比较仁义，从不长害人之心，乡亲们自然要对他另眼相看。在运动中，他不甚积极，这固然叫人不满意，但他要比翁息元稳重，处处维护他翁送元的领导，没有拆他的台。翁送元对翁上元有几分敬重。但翁上元在群众中的威信毕竟对他是一种威胁，他必须借助运动，维护自己的所谓权威。但运动这样的搞法，也使他心有余悸；尤其是出了翁息元的事以后。他想把运动搞得平稳些、持久些：平稳，是不要伤了大筋骨；持久，是让自己的位子总是保持份量。但红卫兵的介入，打乱了他的盘算；使他自己从掌握运动变成跟着运动走。后岭运动的火爆，从某种意义上归功于凌文静。这个女人比他有更大的激情，那激情的发泄，有一种邪恶的味道。她在后岭没有根脉，便无所顾忌，任她乖戾的性情任性发挥。他有点怕她，甚至说有点厌恶她，但又离不开她，他觉得自己的什么东西也被压抑着。从凌文静到后岭那天起，翁家的男女就没有喜欢过她，面子上客客气气，心里却异常疏离。这也等于拔了他半个根，使他也不能和这块生养过他的土地紧密亲和；他有一种异乡人的感觉。所以，他的内心十分寂寞。运动本身近乎儿戏般的热闹，正填充了他的寂寞与空虚，他的生活也开始依赖于这场运动了。
当他清楚这一切以后，他有些心虚，有些心凉。我能给这块土地带来些什么呢？他想不出答案。粮荒的出现对他震动很大：运动搞来搞去，竟搞得乡亲们没吃的了，他翁送元在乡亲们眼里还算个啥？人们不会怪罪时势，只能怪罪他翁送元。他开始后悔自己一时冲动，回到故乡来。他不再属于故乡，故乡没有他的位置。
他心情沉重起来，那浮躁凌厉的表情竟自己就收敛了。他变得很阴郁。
回到家里，凌文静说：“送元，你最近心情不大好啊，注意调理一下才是。”她总是以政工人员的口气说话，翁送元心里不大舒服。
“村里亏粮了，咱又没办法，笑不起来哩。”翁送元说。
“不要那么忧虑嘛！这搞运动，就是要群众经受考验，就是要群众磨炼出坚强的意志，反修防修就是这个意思。”女人夸夸其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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