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于1964年5月9日举行了“汉城广播电台”的剪彩仪式。电台就设在太平路的安国火灾保险大楼里，当时国会议事堂也在这条街上。在开设电台过程中积累了经验，增强了信心。于是，又经过努力建成了东洋电视台，并于同年12月7日以第7频道、HLCE制式开始播放。
然而好景不长，电视台的经营一开始就出现了卡壳。双方各投资50%，各派同等人员共同经营，这是已经约定好了的。但是，由于双方人员互相缺乏了解，事先定下的原则全成了泡影。
由于双方经营习惯和思想不同，业务人员之间经常发生矛盾，微妙的感情上的对立日益加深，最后在干部会议上发展成公司的冲突。
到了1965年初，在定期召开的股东全会和董事会上，准备由双方的首脑班子共同商量，寻找一种共同的经营办法。然而，双方围绕着议事日程继续展开攻防战，更出乎意料的是，三星一方竟提出了乐喜金星只负责经营电视台的建议。但乐喜金星却无法接受这个建议，其理由有如下两点：
第一，虽然电视观众对新的民间电视台的节目寄于很高的希望，但电视机拥有量很少，只有汉城的5万台和釜山的8千台。再加上是个新开张的电视台，广告收入也不会很多。又因为是开创初期，需要投入巨大的制作费，亏损产将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对电视业的意愿虽高，相比之下，前景却极不明朗。
第二个理由是当时乐喜金星资金非常短缺。由于同美国的卡特斯合作建设湖南炼油厂，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包括金星、乐喜等系列公司在内的整修集团公司，都受其影响，正在经历着资金短缺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以单独建设和经营一个电视台，实际上是一种冒险。因为电视台不象广播电台，购置电视播放器器材、建设摄像室，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
然而，创业董事长为了保持资本家之间的和气，已决心接受三星方面的建议。我知道老人家是经过一场痛苦的思索才下了这个决心的。看了老人家那种殚精竭虑、沉于苦恼的表情，我的内心百感交集。
创业董事长拿定主意后，立即去找董事长表示，愿意接受三星公司的建议，结束联合经营，把汉城广播电台移交给三星公司，并对结算方法也达成了协议。接着指派负责电视台的经理，加强经营班子，着手进行接管准备工作。
负责财务的专务人员，带着好不容易筹好的结算款额，前往事先约好的地点，但对方多次以后种借口拖延履行诺言。他们不仅不愿意接收结算款，偶尔还用间接的方式表示希望我们连东洋电视台的经营权也让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更加深了创业董事长的苦恼。老人家对周围人的意见一言不发，只是忧心如焚地苦思冥想。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创业董事长下定决心进行最后谈判的背后，无疑是意识到为了两家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他们的孙子和外孙，除了一方面彻底让步而外别无选择。
两人终于在东京见面了。创业董事长语重心长地说：
“湖岩，再不能这个下去了。原来不是约定把亏损大的电视台交给我们吗？那么赶快把汉城广播电台的结算差额拨给我们，城里已经有不少关于我们两家的风言风语，好不容易办起来的广播事业，又成了这个样子，都是丢脸的事。如果连电视台也不愿放弃，那么都接管好了。我是考虑到咱两家的孙子和外孙才这样说的。”
但是，李董事长却说：“还是一起办嘛！”创业董事长觉得这种尴尬的局面再不能继续下去了，毅然决定主动放弃经营权，他说：“我谢绝你的提议，两个你都自己办好了。”
当时创业董事长陷入极大的矛盾，他那又认真又痛苦的表情我记忆犹新。同亲家携手办起广播电台时，他是多么高兴啊！但是，为了不给下一代留下他们的长辈曾经为了一个事业争吵过的丑闻，他毅然决心放弃这个事业。
正象在对国防事业和广播事业的问题所表现的那样，创业董事长的创业思想就是人本主义和重视人和。他在冷酷严峻的竞争中，始终把它当做精神支柱，为了保全这个观念，他宁肯放弃事业。
当时具体参加广播电台工作的人员都为董事长的决定而感到惋惜，但是，许多年后的今天回顾起来，当时的让步绝不能说是一种“败阵”的表现。因为我觉得干事业的目的，归根结底也是为人。
这种重视人和的经营原则，他老人家去世以后，继续发扬光大，具体地体现在公司的人事问题和各种决策中，深深地扎根在众多经营者的心里。
创业董事长曾经以牺牲事业的代价捍卫了人际关系，我们又把这一精神继承下来。如今，它已超出单纯信念的范畴，成了我们经营事业的目标和原则。
那时我正在学习经营，创业董事长在作出各种决策时表现出来的这种精神，对我是一种极其深刻的教导。
然而，近来我看到我们的这种精神——我们的企业家引以自豪的精神——正在日益变质褪色。
很舒服的公司
掌握真实情况就是力量。因为有了正确的了解才能作出正确的对策。
1989年，通过听取几次汇报，了解了集团公司的真实情况，而这些情况却使我大失所望，这个失望又成了促使我作出一个重大决策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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