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发现了这名学生的情绪，安慰道：“皇上处理政事，需要多方面倾听察看，不能信一面之词。纵然是许多人说得一样，也要从侧面进行判断。”
朱翊钧握紧拳头，砸在龙椅上：“这件事连吕调阳和张四维都断定是真，他们也欺骗朕！今后让我能相信谁！如果没有张先生，我该怎么办！”
张居正吃了一惊：“这是偏激，很不好。”可朱翊钧说的也是事实，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他的这位学生在日后的岁月中把这种偏激性格发挥到极致，让大明朝从悬崖上滑落，跌得粉碎。
正当他沉思时，朱翊钧忽然看向他：“张先生，这件事当初你也同意封赏，也就是说，你也断定这事是真，难道您也被蒙蔽了？”
朱翊钧这话半带不可思议半带挑衅，这又使张居正吃了一大惊。他沉思许久，才解释道：“臣在当初奏疏中说过‘虽其中有投降一节，臣未见该镇核勘详悉’的话。当时离京太远，很多事不好处理。况且皇上已祭祀了天地，臣不好再说什么。”
这解释太苍白，所以朱翊钧的质问就如刀剑：“可现在您却说了。”
张居正哑然。
朱翊钧觉得气氛不对，马上换了副口气：“张先生，君无戏言，其实我无所谓。我担心有些嚼舌根的人说您出尔反尔、颠三倒四。”
张居正苦笑：为了国家赏罚重器，被泼点污言秽语有什么关系，况且，这么多年来，自己身上的脏水还少吗？
让他心情低落的是朱翊钧的表现。是啊，君无戏言，朱翊钧第一次亲政，想不到就被他张居正推翻。任何一个皇帝，都受不了这种侮辱。
他离开皇宫时，脑海里猛然冒出个想法：这件事是不是做得太不近人情？他是不是有点太较真了？他得罪的岂止是皇上，还有他的同僚、战友，那可是对他忠心耿耿的人啊。
这样想着，他一抬头，看到夕阳如血，正在沉重地坠落。他又想到朱翊钧，这个他手把手教出来的孩子是成熟了还是更倔强了？这种想法稍纵即逝。
对朱翊钧，他全部是关怀，根本没有思考过朱翊钧的人性，尤其是朱翊钧在缓慢生长的阴暗的人性。
第三章 与天下士绅战
苟利国家，生死以之
张居正不去思考朱翊钧的人性，并非是没有这样的意识，而是没有时间。他几乎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拯救国家上。从湖北江陵回来后，张居正又义无反顾地投入到重塑帝国光辉的洪流中去。
明帝国的财政收入以土地税为主，耕地是征收土地税的唯一依据，精确地掌握耕地数字，对帝国财政有相当重大的意义。但要精确地掌握耕地数字，谈何容易。首先是官绅，他们有减免部分土地税的特权，在地方上有面子也有钱，所以就勾结官府，大量隐占土地。其次是农户，官僚政治腐败导致赋役极重，很多农户为了逃避土地税，就心甘情愿把土地“投献”于官绅名下，变成享受优免权的土地。这样一来，官绅大肆兼并农户土地，再把土地出租给农户。官绅还有一招更让政府头痛，那就是勾结官府，将一大批良田谎报为荒地、山场、河滩，或是缩小垦田的数字，以逃避税收。
于是，就出现这样滑稽的一幕：朱元璋开国时，国家控制的土地数字是八亿五千余万亩，可一百多年后的第十任皇帝朱厚照时期，国家控制的土地数字只有四亿五千余亩。没有大规模战争，没有自然灾害，耕地居然神奇般地被大地吞没了一半！出现这种情况的缘由只有一个：许多人隐瞒了田亩数。
让这些隐瞒的田亩数大白于天下，自然有最简单的办法：清丈田亩。早在朱厚熜初年，政府就清丈过，但收效甚微。海瑞在朱载垕初年巡抚应天时，就用强硬手段清丈田亩。反抗的力量异常强大，海瑞被指责为“偏执”“见识短”，缺少士大夫风度，再加上政治原因而黯然离场。当时张居正明白海瑞是得罪了官绅，所有对海瑞的攻击不过是胡说八道，然而他却爱莫能助，只能在给海瑞的信中叹息，为自己不能让政府奖励奉法的官员而深深愧疚。
张居正不公开支持海瑞，但对清丈田亩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是有清醒认识的：安民必先均粮，均粮必先清丈。
1573年，张居正秉政，开始制定清丈土地政策。他是个知行合一的人，政策还未完备，马上就付诸实践。正如他所料，攻击排山倒海而来。张居正毫不退缩，鼓励那些在地方上清丈土地的官员要大智大勇：“我们的目标是完成清丈任务，不必惧怕人言，不必在乎手段！”
1577年十一月，夺情风波趋于平静，张居正趁势下令全国清丈田亩。1578年七月，张居正派耿定向以佥都御史的身份巡抚福建，主要任务就是清丈田亩。他的想法很简单：先在福建试验，如果很成功，便推向全国。这是个如泰山般重大的任务，张居正为何会交给耿定向呢？
耿定向，阳明学左派泰州学派的卓越人物，张居正的老乡。1556年中进士后，一直在各监察部门转悠。他和张居正不但是生活中的好友，而且也是学术上的同志。耿定向虽是阳明学左派人物，却没有左派人物的不可一世和凌空蹈虚，他虽然也讲良知万能，但却主张真致良知就要在人伦日用上用功，理论和实践应该完美结合，如果没有条件和平台，就该踏实地在目力所及处致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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