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这样一封密信之所以如此安排，是对三人有了充分了解之后的精心安排。果如曹操所料，张辽见信率先表态，慷慨激昂地表示决一死战，紧接着附和的便是李典。《三国志·李典传》有这样的记载：“辽恐其不从，典慨然曰：‘此国家大事，顾君计何如耳，吾何以私憾而忘公义乎！’乃率众与辽破走权。”
一个队伍只有团结才会有战斗力。曹营内战将云集，有的性如烈火，视死如归（如典韦、庞德等），每有大战恶斗，曹操总是派他们披坚执锐，冲锋陷阵；有的智勇双全，文武兼备（如曹仁、张郃等），曹操平时把他们放在重要岗位，遇有战事，放手让他们统率诸军，独当一面；有的胆识不足，优柔寡断，曹操就因人制宜，将他们搭配在合适的主帅营中，当好配角。
仔细分析，这正是曹操用人上的超常表现。三驾马车，各有自己的方向，这样绝无战斗力可言。如把互不和睦的三人拧在一起，必先有两人携手。由此可见，用兵之法，目的在于才尽其用，将帅只有用人不拘一格才能够打胜仗。
大千世界，没有性格完全相同的人。不同性格、性情的人适宜做不同的工作。领导者必须把握手下人各自不同的性格特征，来全面衡量一个人的才干，因人而异，量才而用。
对有特殊才能的人，一定要尽可能给他们最好的条件和待遇。特殊人才，特殊待遇，这是我们应该遵循的原则。
对能力很强的人，可采取多方面任用的方法，既能够让他们发挥多方面的、更大的作用，又可以调动他们乐于贡献、多出成绩的积极性。
人之长处固然值得发扬，而从人之短处中挖掘出长处，由善用人之长发展到善用人之短，这也是用人艺术的精华之所在。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长与短都不是绝对的，任何时候没有静止不变的长，也没有静止不变的短。关键要学会怎样充分利用。
曹操就是这样灵活地掌握并运用三人的性格和能力，才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效果，令人不得不佩服他的用人智慧。
看重义气 靠道义换来忠诚
三国时期，曹操的实力最雄厚，也最善于笼络人才，却没有能够打动关羽，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关羽更看重刘备的义气。所以，从关羽的挂印封金而去，曹操也懂得了那些为了利益而来的人才与那些为了道义而来的人才相比，后者更死心塌地，更忠诚。所以，曹操用人对于道义方面更加重视。
我们待人接物有时难免以利益为重，但利益相诱却并不总是有效的，因为天下许多讲义气的人，他们看重的并不仅仅是利益，而是对自己的尊重。
当年，袁绍派遣大将颜良攻打东郡，曹操调董昭担任魏郡太守，跟随曹操征讨颜良。颜良死后，曹操包围邺城。
当时，袁绍同族人春卿担任魏郡太守。在邺地中，他的父亲元长在扬州，曹操派人迎来。董昭写信给春卿说：“我听说，对父母孝顺的人不会为了获得功利而背离他们去，仁义的人不会为了谋求私利背弃君王。有志之士不乘时局动乱而侥幸获取成功，聪明的人不以虚假奸诈之道而危害自己。您的父亲过去躲避战乱，不得已去了南方的百越一带。这并非疏远儿女，而是陶醉于吴会的山水。
贤明的人常常见识深远，认为这样做是很恰当的。曹公怜惜他坚守志向，离群索居，所以特地派使者前往江东，迎来送往，现在快到此地了。即使你处于偏僻平静的地方，依靠有仁义道德的人，位置也会像泰山一样稳固，身体像松树那样挺拔。从道义来说，仍然应当离开百姓而去侍奉双亲。况且邾仪父开始同隐公结盟时，鲁人虽褒奖他，却没有爵位。然而凡来经君王下令，不能尊以爵位，这是《春秋》所阐明的大义。何况诛现在所依托的是一个危机之国，接受的是假托的命夸呢？
如果与不逞之徒为伍，而自己父亲的安危却不能体恤，不能说是孝；忘记祖宗所尊幸的是汉朝，安于担任不是正道的伪职，很难说是忠。忠孝都已废除，说不上是智。再说你曾经被曹公以礼相召，你亲近同族人而疏远父母，依附袁绍而远离朝廷，为了不当俸禄而背叛知己，远离幸福而接近危亡，抛弃道义而蒙受奇耻大辱，不是很可惜吗？如果你能迅速改过，辅佐皇帝，奉养父亲，跟随曹公，忠孝两全，也有显赫的功名。你应该做长远计划，早日拿定主意。”
这是一番明大义、识大体的劝慰之词，读来让人怦然心动。
自古以来的领袖，他们对人们的影响一般侧重于社会道德、道义责任、国家安危。其用人之谋皆为经天纬地的大智谋。
历史上很多能人贤士出来做事，许多时候不是以重金收买的，而是出于大义和历史责任感。因为高人贤士的境界并非庸碌之辈所能猜度的，若仍以世俗的一套对待他，反而显得矫情可笑。任天下之智力，争天下之归心，最值称道的，还是曹操正确对待反对自己的人，善于将对自己不利的人心，凝聚为对己有利的力量。
曹操起兵时，只有家族的几个兄弟和侄子做骨干，人马也不多。他曾经想留用刘备，虽然未获成功，但在任用的方式上却是正确的。只能说刘备同曹操一样是个放眼天下的英雄，不肯屈尊而已。正确的用人观，使他在短短的几年内，造就了“谋士如云、战将如林”的庞大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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