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再看到最近几十年时间，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农产品供给充足，从粮食到其他农副产品，“供过于求”，价格低廉；同时，还有大约一亿多劳动力进入工业领域，创造了世界史上的奇迹，以致有“世界工厂”之称，就可以更容易的把这大段的历史贯穿起来。
尽管今日中国经济中还存在很多“结构性”、“制度性”的问题，但与此并不矛盾，那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基本上依赖的是密集而众多的人口。对于这些基本的历史事实，有些人专门“倒霉看反面”；还有人竟然嫌中国人口太多了，以为少几个亿才好（可见“虚妄史观”由来有渐），——所谓“人口众多，何罪之有”？如此形成为对中国人口问题的正面看法。[16]
* * *
[1] 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庚辰，《圣祖实录》卷240。
[2] 康熙五十五年五月壬戌、五十六年四月丁酉，《圣祖实录》卷268、卷272。
[3] 雍正元年四月乙亥，《世宗实录》卷6。
[4] 雍正十三年九月壬戌，《高宗实录》卷3。
[5] 参见高王凌：“关于‘清代人口研究’的几点质疑”（《中国社会科学》）1982：4、“清代人口研究述评”（《清史研究通讯》）1983：2、“十八世纪中国人口的增长和清政府的农业经济对策”（1981年第一次全国清史讨论会论文，《未定稿》1982：32）、“清代初期中国人口的估算问题”，《人口理论与实践》1984：2。
[6] 美国学者施坚雅认为，当时中国人口并没有若是之多，而只有三亿八千万左右；与之不同的看法，参见高王凌：“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清史研究》1994：3。
[7] 参见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三联书店，1992，页29—31。
[8] 南怀瑾《原本大学微言》。
[9] 郑光祖：《一斑录杂述》卷二。
[10] 参见高王凌：“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海洋出版社，北京，1999。
[11] 道光《仁寿县志》卷2。
[12] 许道夫编《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页206。
[13]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35。
[14] 万历《兖州府志》卷4。
[15] 参见高王凌“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
[16] 高王凌：人口众多之我观，《读书》2010年第5期。
4.垦政的变化
在新对策形成的过程中，一些传统的做法逐渐被“边缘化”了。其中之一，就是土地的开垦政策。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对农业生产来说，第一步即开垦土地，舍此而无其他。至于灌溉、施肥，以至复种、种植经济作物，……那还是以后的事。
明代中国耕地面积——从官方统计数字来看，——已有7亿多亩，到民国初年，达到14亿亩。仍按官方统计口径来看，其间约7亿亩是为清代开辟，占据一半。易言之，清朝三百年土地开垦，与以前三千年所垦约略相当，这当然是一个不小的成就。
从其他各方面史料也可印证，清代出现了“全域性开垦”，[1]其浪头及于历史上从未开辟的深山老林、生荒地土，其中最著名的新开发地区有西南、中南及东北等地，相对于明代经济重心偏重于东南运河一线，已形成极大的反差。
经过清初“恢复时期”的持续开垦，到雍正年间，中国造报耕地数字达到9亿亩。它并不可能突然中止，而势须向前滚动，尽管速率要降低许多。因此，估计民国初年14亿亩耕地中，可能有12亿亩，是为乾隆年间已经开垦。
但是，清朝垦政却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并非像历朝历代那样，一味重视开垦。一方面，土地开辟支持了清代经济发展的很大部分，[2]另一方面，开垦政策却发生了“适时的”转变。它的完成，正是在乾隆初年。
清初最重开垦，有利即有弊。不管出于个人还是其他方面的什么原因，圣祖皇帝自康熙二十年代即不欲“搜剔”，继之提出了“内地实无闲处”，“此外更有何应垦之田”的说法。
但是土地开垦毕竟是传统方法中最有成效的一个，并为历朝“恢复时期”屡试不爽；行政作风上，雍正皇帝又改“宽舒”为“严核”，因此重新强调土地开垦，史称：“雍正间督各省开垦，颇用以厉民”。引致朝野不满。
及至今上登极，尚书史贻直首奏停开垦以杜浮冒，[3] 御史曹一士等亦上疏请清各省开垦流弊。[4]是以皇上俯顺舆情，首先就拿垦政开刀，也成为他“宽仁之政”中有力的一笔。
雍正十三年十月乙亥，因见各省督抚题报开垦，纷纷不一，河南一省所报亩数尤多，“经朕访察，其中多有未实，名为开荒，而实则加赋，非徒无益于地方，而并贻害于百姓也”，谕令禁止虚报开垦。[5]
当时问题最多的省份，一为河南，自田文镜、王士俊主政以来，“苛刻搜求，以严厉相尚”；一为广西，通过废员及报捐人员，“转托地方官，逐户传催，令民报垦”，甚至发动“田邻佃户，逐一指认”，不顾政体。它甚至引发了省级官员互讦，上达朝廷，纠缠不休。[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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