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人口增长，是所谓“前现代”中国最大的一次人口增长。其后略有起伏，到二十世纪中叶，又开始了一轮新的更大的人口增长，这一次“现代”人口增长，使中国人口达到了十亿以上。其实，它们并不是两次（所谓“前现代”和“现代”的），而只是一次，或曰一个人口增长。
与此同时，世界历史上出现了几点罕见的“共时现象”。据研究，在西方，人口一直处在剧烈的波动和增减之中，但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不再倒退（实际上中国要比西方早半个世纪时间），直至现代。同期中国人口增减的节奏，与之大致相同。[7]
人口增长及由此引起的相关努力，如加强政府等，在西方国家都属于“现代现象”，在中国则仍被视为“古代行为”，讥为“封建落伍”。传统“现代化理论”的这些观点，未必能承受清史研究新发现的检验。可惜的是，中国学术界十分自卑，不敢承认自己之“理论”，甚至置自己所有之“事实”于不顾。
按照过去学术界的流行看法，清代最早发现人口问题的，是乾隆末年的洪亮吉，因与西方人马尔萨斯同时，故被视为“中国的马尔萨斯”。但洪亮吉与圣祖相比，已晚了九十余年。特别重要的是，二者的人口思想，在字面上并无多大出入。对人口问题，洪亮吉也主张从发展经济予以解决，与圣祖并无二致。这正代表了中国人口思想的主流，即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力求用经济的发展来满足日益增加的人口需要。与之不同的、以限制人口增长为主导的思想，可能只是到下一世纪中叶，才在汪士铎的私人日记（《乙丙日记》）中有所表现；但它多少已偏离了中国人口思想的主流，而较接近于欧洲国家的人口思想。在西方，直到十九世纪才出现以（发展）经济为主导的解决政治问题的主张。[8]与中国相比，差了一个世纪。
一直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康熙皇帝依然是陈腐老套，并没能提出限制人口。好像皇帝乐见人口增加，没有“砍杀尔”，就有什么“不是”似的。今天我们也许可以就此作出进一步的回答。
在《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里，我曾把中国传统经济分为四种类型，或称为四个阶段，其中第一个为“不发展经济”，有如清代十八世纪以前的广西；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人口“长期停滞”，土地大量抛荒，耕作极为粗放。此后逐步起飞，进入“发展中经济”，则全凭人口的增加即需求带来的刺激，显示出人口增加对于传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这一点，也正是在其早期看得最为明显，且最少会引起争论。
所谓“发展中经济”，其最显著的特征，即人口迅速增加，使它成为各发展时期中速度最快的一个。人力的投入，甚至可能带来收益的递增。同时，土地基本垦辟，进入精耕农业，有如清初以来的中南、西南以及稍后的东北和台湾，以及汉代以来广大的中原地区。过去人们以为这就是中国传统经济的最高成果，因此有了“长期停滞”的说法，其实是一个误解。
到了更高的发展阶段，如清代的广东、江苏，其人口密度已然很高，但仍有显著的增长。清代中叶，广东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发明以“桑（果）基鱼塘”为代表的高度发达的“生态农业”；江苏更成为一个（传统）“工业区”，拥有全国最高密度的人口。这些地区人口是否已经太多了呢？据史料记载，常熟在雍正以前棉作较少，“盖黄霉削草，必资人多，曩时人较少也”，以后“生齿日繁，故种棉渐多”。[9]仍有赖于人口的进一步增加（特别是在那些棉花、棉布产区）。
与一般认识相反，人口增长对清代经济发展的最重要贡献，其实莫过于高水平的发展阶段。因为没有人口的如是快速大量的增加，则没有需求的如此扩大；而没有需求的扩大，就不会出现“集中种植”的“规模经济”，也就没有省区间的比较优势及其交换可言。推而言之，中国传统文明的高度繁荣和种种成就，都与中国人口的众多和密集状态密切相关；而这种成就，又不是每一个人口高密度文明都一定能够“自然而然”取得的。[10]
什么叫“比较优势”及其交换？举例来说，在中国南方许多地土上，一亩地可以产出数石的粮食，而往往只能生产很少的棉花（如四川仁寿“利与种田等，亩可二十觔”；[11]民国初年广东棉花亩产只有几斤[12]）；在华北等棉产区，棉产量相当高（如“齐鲁人种棉者”，“亩收二三百斤以为常”；[13]山东兖州“五谷之利不及其半”[14]），而粮食亩产难以过石。不难看出，这里有着比较优势的重大差别。面对这种局面，只需做一调整，如以南方地亩种植粮食，而以北方适宜地区改种棉花，社会总产量就会有很大的、甚至是成倍的增加。而且，这都是在不再增加耕地、也不需提高技术水平和增大投入的情况下便可取得的。它扩大了生产可能性的边界，增加了社会的整体产出。它的成就（如经济的商品性发展），仅用“精耕细作”一辞是不能概括的。而这正是近几世纪在中国发生的历史事实，无论给予多高的评价都不过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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