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据美国学者李明珠研究，乾隆十三年（1748）出现了粮价的南北“异常”，对此也许能试着作出一个解释：这一年江南粮价的特别上涨，只是一个“个别现象”，它原因于局部的灾害，一方面，它是“真实”的，并足以造成当地价格的异涨，一方面，它又不够“大”，不能引起其他地方（如华北，如广东）的“连锁反应”（与李明珠教授的讨论及来往信件，2005年）。
[10] 《永宪录续编》：乾隆十三年，江南米价昂贵，苏耆吁请平价，触安宁怒，立拘三十八人，多毙杖下。及后奉旨枷责，只余六人。原安宁放米出洋，暗受其贿，乐米贵，商船始来。布政辰垣奏之，斥回京。是其背景原因甚为复杂。
六、乾隆十三年
17.自失
在乾隆十三年这个不祥的年头里，还发生了哪些意料之外的事情呢？
苏州一案是所谓“大不称心”几件事中，没有提到的一件。之后复因各省屡有聚众抗官事件，特命刑部照陕甘刁民聚众之例，立即正法。
到乾隆十四年的秋审、朝审，皇上还一改从前的做法，不留情面，大批勾决，即行处死。
一时大狱叠起，形成前所未有的恐怖气氛。据说，昔日时的宽仁皇帝，一下子变成了铁腕皇帝，整个朝廷为之震惊。这一切似乎都是由于丧妻后产生的一种变态心理。皇上在处决他的大臣时，不再垂泪颁谕，心中戚戚，而是怒气冲冲，心安理得。由寅畏小心，一变而为生杀予夺，逞情而为。[1]
刘松龄的书信中并未提及此事，但他所说假如在江苏、浙江发生了什么起义的话，是否也有所指，我们就很难断言了。不过，对于“金川之役”，他却是有很多看法。
乾隆十三年处理的另一大事，正是“金川之役”。金川处于四川西北部，地势极为险恶，气候恶劣异常。乾隆十至十二年，在金川附近的“瞻对之役”中，清廷用兵二万，耗帑百余万，结果只草率了局。金川之役则耗费了军费近二千万两（当时一年岁入惟二千七百余万），调用十万官兵（加夫役几近二十万人），死伤数万，阵亡总兵、副将、参将等将领数十人（对方只有人口一万，战士数千）。为了这场意想不到的挫折和惨败，处死了经略大臣讷亲、川陕总督张广泗、大学士庆复等。[2]战争最终以一个虚假的“胜利”结束（它成于另一个亲信大臣、皇上的妻舅傅恒之手），以之挽回在全国面前丢尽的颜面。[3]
这在乾隆朝十几年时间里还是没有过的。
十三年十二月辛卯，上谕：朕实为大不称心。如果说表达了对皇后丧仪风波的一丝自责之意，对这两次战争就更明显了。针对瞻对之役，上谕：
既已失之于前，不可文饰于后。此一事，我君臣皆不得辞未曾妥酌而率尔兴戎之咎。[4]
对于金川之役，更屡次谕及：
朕心深为追悔，不知上年何以办理至此，岂非前谕所谓命运使然者耶？[5]朕思用兵一事，总系从前不知其难，错误办理，今已洞悉实在形势……此事错误，朕君臣同之。朕既知而速改，……乘此收局，犹为未晚。若更日引月长，无所底止，何以善其后？部库帑藏，内地民力，皆所当惜。[6]
而更重要的则无过于对乾隆初政第一大事——粮政努力的自责。
乾隆初年，政府成倍增加了仓储和扩大了赈恤力度，至少它在救灾中——那几年灾害颇多，[7]特别是乾隆六到八年——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但它也带来很大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如同其他许多事情一样，积因已非一日，皇上早也有所觉察，但迟迟难以下定决心罢了。
在乾隆八年两江赈灾时，皇上就有过一番检讨。[8]但认为那不过是一个短期现象，因此只采取了一些权宜措施。乾隆十二年十月十三日，御史欧堪善重提这一问题。[9]十二月戊辰，终因“迩年以来，（米价）日见腾贵”，发动了一场对粮政和粮食问题的大讨论。时距皇七子永琮出痘而殇，尚有半个月时间。上谕：
朕思米谷为民生日用所必需，而迩年以来，日见腾贵，……夫商贩流通，贵则征贱，间或暂时翔踊，何至连岁递增，有长无落？
若谓囤户居奇，此实弊薮，然自地方官力所能禁，何至全不奉行，任其垄断累民？……
若谓户口繁滋，则自康熙年间以来，休养生息，便应逐渐加增，何独至今日而一时顿长？
若谓水旱偏灾，则亦向来所有，何以从来未闻如此之贵；且亦当歉者贵而丰者贱，又何至到处皆然，丰歉无别？
若谓康熙年间仓储有银无米，雍正年间，虽经整饬，亦未详备，今则处处积储，年年采买，民间所出，半入仓庾，未免致妨民食，此说似乎切近，……朕反复思之，不能深悉其故，亦未得善处之方……
因此令各省督抚“详求得失之故，据实陈奏”。[10]
其后几个月时间里，在经过一番小心的试探之后，各省督抚纷纷把他们的意见奏告上来，共有二十余份。[11]自乾隆初年以来，这种“汇议”已有过多次，如有关矿政、水利，以及禁铜、禁烟、禁酒，[12] 等等，而这一次恐怕就是最著名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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