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川战场，名将张广泗、皇帝第一亲信大臣讷亲都失败了，年轻而缺乏战场经历的傅恒究竟有没有超过张广泗、讷亲的本领，能够保证这场战争的胜利？他有信心吗？皇帝有这个信心吗？这些恐怕都是没有把握的，
至傅恒念切休戚，力图获丑，蓄志有素，甚可嘉尚。观其锐往直前、破釜沈舟之志，即可克期奏凯。然军旅之事，原难遥度，倘傅恒亦仍蹈故辙，纵使粉饰入告，自不能掩人自有公论，朕亦自有筹酌。但过犹不及，讷亲之失于不及，而观傅恒勇往之气，朕实虑其太过。
但傅恒却取得了成功，这就远非一般人所能及了。
自历次上谕看来，讷亲之罪，为偷安自逸，怯懦委靡，全无愧愤激励之意；视士卒之捐躯效命，漠不动心，此其一。
不以实在情形入告；于道路之险阻，兵民之疲惫，一切艰难困瘁之状，从未据实入告（上谕中特别提出：“不知以经略亲信之大臣，摺奏中何事不可备陈，如汉文不能尽者，则用满文”），此其二。
对傅恒来说，这些就是他行动的背景，也可说是他的“参照系”。他必须吸取讷亲的教训，最好的选择也许就是“反其道而行”了。
为此，傅恒不但要在这两个方面与讷亲有相反的“表现”，以取得皇帝的信任，而且要在第三个方面，即于“不经意间”，使得君上重新决策，修改方略，乃至“不战而胜”。当然，这只是他自己悄悄的打算，是一点不能对外透露的。
首先，正是要像皇帝所说那样，“傅恒断不似讷亲之畏怯退缩”，而必须“锐往直前”，有“破釜沈舟之志”。现在，就是他该拿出行动来的时候了。
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初三，癸丑（公元1748年12月22日），傅恒出师，定于来年三月内全抵金川军营，大举征伐。[6]
乙卯，出发后第二天，皇帝闻知大军沿途行走，部伍甚属整齐，“朕心甚为欣慰”。
第三日，丙辰，谕军机大臣等：
朕夜间接到经略大学士傅恒所奏事件，系寅刻拜发，计算大学士又复经夜不寝矣。大学士责任重大，此身尤宜保爱。
在大军出发后第二日夜间，皇帝接到了傅恒的第一道奏摺，乃于寅刻（清晨4点前后）拜发，可见他连日行军外，一夜未睡。“闻大学士起身甚早，行走甚急”，特命吏部尚书达勒当阿等，嗣后朕所发事件，若在戌刻以后，即暂行收贮，“伊等乃朕特命随大学士前往之人，大学士亦应听伊等之言也”。
戊午，第五日（初八），又谕：
今日接到经略大学士奏报事件，系初七日巳刻于获鹿县封发。计初五日由京所发谕旨，按程应于初六日戌刻始抵获鹿。大学士接到谕旨，即办理覆奏，已需一二时。是日又有军营傅尔丹等奏摺，启封检阅，逐一覆奏，亦须数时，是又达旦未寐矣。
看来傅恒于舟车劳顿之后，又一夜未睡。显然，傅恒这一次“押宝”是押对了，他不似讷亲之偷安自逸，就此博得了皇上的欢心——“大学士身体果然康健，精神果然好，饮食果然多？著达勒当阿等具摺奏来，不可隐饰”，——不错，与讷亲相比，他跟皇上的亲情更近，我们还不记得皇上曾如此对待讷亲呢。
辛酉，谕军机大臣等：
今日接到经略大学士傅恒奏摺，……必系初八日到（榆次县）鸣谦驿，连夜办理定稿，初九日早起起程后，交司员发驿站者。
足见傅恒之“忠诚奋发”、“休戚相关”，与讷亲之“怯懦委靡”、“全无愧愤激励之意”，实是大相径庭。
壬戌，第九日，谕军机大臣等：
目今经略大学士按站前进，当此严寒短晷，冲冰雪，冒风霜，实乃劳苦，……此时乘骑星驰，以示与士卒同甘苦，实属可嘉。
傅恒不辞辛苦，勤劳王事，不但取得了皇帝的信任，——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一点都是无比重要的——而且，他已在“不动声色”之间，使君上修改了战争的目标，即不必“擒获用事头人”莎罗奔，而只需“捣其巢穴”就可以了，
至攻剿事宜，如能生擒莎罗奔及郎卡献俘，固为大快。即或逆酋自知不免，先伏冥诛，或窜伏他部，而我兵能捣其巢穴，夺踞勒乌围、刮耳崖，或擒获伊用事头人，即当奏捷献俘。如青海之罗卜藏丹津……具有成例。其莎罗奔等釜底游魂，不过用兵一二千人，交岳锺琪等搜捕，必不能漏网。经略大学士应即回京，襄赞政务，不必定待莎罗奔之就擒也。[7]
看来，一旦“劣迹斑斑”的张广泗、讷亲，为“处处可人”的傅恒取代，皇帝与其之间，就会“接近”起来——或说君上是“性情中人”，好“感情用事”，亦无不可——只要傅恒通过种种“反行为”，取得他的信任。
这样一种“位移”的结果，就是皇帝开始“为他”着想，同时亦是“为己”着想，这种“你我不分”的现象，以后我们还会多次看到。
这种现象，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共谋”，君上已于“不知不觉”之间，开始与臣下一同创造一个局面，一个能为彼此双方接受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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