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过程中，皇帝的心理紧张会一步步消除，于是就可能反思以往的一切决定，面对各种情报，重新判断，并可能想到：这些都是“何苦来哉”？是不是还有更好的办法？——岂不正可就此打破僵局，实现预期？
癸亥，第十日，谕军机大臣等：
经略大学士起身以后，军机处所办事件，多不能惬意。即如今日议覆山东请运奉天米石一摺，……较之经略大学士在京时，诸事周详妥协，不至烦费朕心者，实已大相径庭矣。……第金川不过一隅，视机务孰为重大，且朕躬岂宜过劳？
所谓傅恒走后，“军机处所办事件，多不能惬意”，即使是事实，亦可视为“托词”。重要的是，皇帝在重新考虑这场战争的战略及其得失了。他开始从不利的方面思考，这会不会是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如何从中摆脱出来，早日班师，而不再一味求胜？
经略大学士到彼，荡平勒乌围、刮耳崖，即应遵照前旨，飞报大捷。其莎罗奔、郎卡擒获献俘固善，纵或兔脱潜逃，祗须留兵搜捕。……至经略学士在京时，曾面奏金川殄灭之后，乘我兵威搜讨班滚。朕思金川告捷，大局已为完美。若再办班滚，未免过求万全。……即朕所身历者言之，深信太称意之不可期。而知足常乐，信而有征。经略大学士应善体朕心，金川军务一竣，迅速还朝，以副朕望。[8]
己巳，谕：傅恒朝夕驰驱，兼办一切公务，心力俱烦，以致火气上升，喜服清凉，“朕心实为不忍”。
甲戌，谕曰：
（经略大学士傅恒）征途遥远，冲寒遄发。计每日程站，远者竟至二百五六十里。卯初就道，戌亥方得解鞍。且途次日有朕颁发谕旨、商办机务，又须逐一筹划陈奏。如此迅速，如此勤劳。而所奏事件，无不精详妥协。其经过地方，吏治民瘼，事事留心体察，据实敷陈。自非经略大学士秉性忠诚，心同金石，才猷敏练，识力优裕，安能如此。
这样夸奖臣下，亦属罕见。其“忠诚奋发”，“休戚相关”，与讷亲之“怯懦委靡”、“全无愧愤激励之意”，实是大相径庭。戊寅，谕军机大臣等：
今日接到经略大学士大安驿所发奏摺，系二十二日丑正二刻拜发，若非彻夜不寐，何以赶办？[9]
此后直至四川境内，傅恒依然辛苦异常。十二月辛卯，谕：
朕览经略大学士奏报，于渭城驿驰赴成都，日行三百二十余里。此次经略大学士奉命遄征，每日带星就道，薄暮犹未解鞍，勤劳亦云至矣。
傅恒的另一个“优势”，是他的性格特点，传教士多说他为人谦和，屡屡为人求情。在这点上，他也与讷亲恰恰相反，——直到此刻，皇帝才说出来讷亲种种的不是，可见他早就掌握了有关情况，只是必要时，才公之于众罢了，
（讷亲）一至西安，将军巡抚迎见，讷亲傲慢睥睨，仰面不顾。于地方情形，全不置问。秦蜀接壤，军营动静，亦概弗咨询。而其沿途，肩舆自适。驺卒动遭鞭扑，流血浃背，或至颠踣，为人马践踏，转在轿中视而笑之。此岂复有人心者耶？
及至军营，安坐帐中，从不亲身督战。每日至已午间方起，属员概不接见，遂致诸务歧误。[10]
时人程穆衡《金川纪略》记曰：
乾隆九年，讷亲奉命由山东巡阅江南、江西营伍，各督抚提镇款待过于乘舆。江南抚臣陈大受至启圣祖南巡诸离宫，修饰奉之。游宴所至之处，绮绣地衣，彩棚香灯，动接百里。广罗珍器古玩，自通衢陈设至于馆舍，过后从奴收卷一空。进食每具珍膳，多者至百余扛，宰杀每物动以千计。倾国聚观，田舍皆空。
父老或释耒而叹曰：“生人大福要有分限，我侪幸未死，观此人作何结局！”[11]
是以傅恒决不以“肩舆自适”，而宁肯“山行徒步，示与士卒同甘苦”；复谦恭待下，“所过地方、吏治民瘼，又无不留心体察”，就此取得了皇上特别的信任。
二
傅恒在逐步取得君上的信任之余，还须把自己对前敌情况的看法，报告给皇帝（他已被赋予拆阅前方奏摺的权利）。这正是他所需要的，也是对讷亲、张广泗不满的地方之一，即所谓“不明敌情”、“并无一人据实入告”。
十一月戊午，于直隶途次，经略大学士傅恒奏：
接到傅尔丹奏摺报匣，遵旨开看。内有小金川土司泽旺番禀一件，系告张广泗家人、通事与汉奸王秋，勒取泽旺财物，不胜骇异。细按情节，……（勾通汉奸）肆行不法，亦所不免。
得旨：
诸凡妥协详明，有何可谕。一如卿议行。[12]
但更多的情况，是他到西安及四川以后才发现的。十一月己巳，傅恒奏：
臣经过陕省，今岁有被灾之区。抚臣陈宏谋、布政使武柱虽竭蹶办理，但承办之州县，较直隶、山西稍为不及。又闻从前过陕兵，供应稍迟，即有哄闹者，将来大兵供应愈难。
奏入，谕军机大臣等：
朕览经略大学士所奏事件，甚为精详周到，……闻十七日自武功起行，途间讯问张广泗，耽延甚久。又行二百余里，薄暮始至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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