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调查中也遇到过访谈者（业主）说，无论丰歉，租子是绝不会收足，总归是要减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家教就是做人要“厚道”，佃户提出要求就不好拒绝。费孝通先生也曾写道：佃户可能很穷，一开口就要求免租或减租，地主则会因人道主义教育的影响，而不愿意勒索佃户。
那么，究竟是应把它称为“阶级斗争”呢，还是某种“情让”（或所谓“道义经济”）的结果？抑或是市场上“交易双方的一种日常性调试”？——对此人们一定会有不同的看法和争论，也很难给出一个断然的回答（详见
第六章，全书共六章）。我则希望有更多的同人关心这一问题，和参加到讨论中来。
三、传统政治不能以专制概括
这一组文章主要谈的是关于中国传统政治理念的一个大问题，多为最近两三年所作，其中一小部分曾在《读书》（2009年第11期）上发表。
在对中国传统三大误读的批判中，我的观点看起来都是“匪夷所思”的，所以它也被我戏称为“一个人的战争”。其中尤以不同意世俗的观点，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什么“专制主义”为甚，它可能是最违众和受批评最多的了（一笑）。
《读书》文章《“史华慈问题”——中国思想史上的那块天花板》（2009年第7期），一开头就借用史华慈的话说，中国历史中有一个恼人的问题总是不断出现：为什么始终不曾出现过一个与此深层结构相异的替代品？作者（赵瑞广）指出，这所谓“深层结构”，实际上就是中国历史上至高无上的皇权：它“还真让我们无言以对”，“成了我们文化的一个软肋，一块中国思想史上不可逾越的天花板”。
这样的论点可以说很有代表性，绝大多数读者大约都能同意。但，不知各位是否想过，这样一来，好像古代希腊倒是“典型”，中国传统政治理念却是“变异”的“怪胎”了。在我看来，事情也许恰应倒过来，称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为“典范”，希腊才是“异常”。
作者以为，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不能解决这一恼人的根本性问题。但我们也可以反问，西方政治是否就能解决那些问题？或者单靠着“制度”，是否就可把它解决？比如，希特勒即曾经过“选举”上台；美国总统有若干行事相当“专制”，这是美国朋友的意见；意大利朋友也说：我们够民主吧，但并未解决贪污问题……
也许还该问问，在高谈民主的人士中，又有多少曾经在国外生活过较长一段时间，从而真正体悟过实际生活中的“民主”，究竟是怎样一回事？
换句话说，当今世界上恐怕并不存在一种“万灵”而“一无破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把它强安在中国头上，或是西方头上，以为如此就可以了，恐怕并不妥当，也可以说是一种“妄念”。
本文也不企图解答中国传统政治理念，到底是什么这一个大问题。只不过提议，为解答这一问题，可否反过来想一想？
自2008年以来，我们不少同人都卷入有关劳动合同法、粮食安全及金融海啸等问题的争论，亦发表不少言论（从某种角度来说也够“民主”了吧），但回过头来，也不免感叹：如此操心劳神，却又何必！回家“抱孩子”，岂不更好？
孔夫子曾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是不是这个道理？
当然，我这样做也有自己的想法，就是为一部分“学生”和“有缘”者破“迷”（而且是“有来学无往教”），从另一方面讲，我不过是一介书生（偶遇尊龙先生，听此介绍后戏称我为一“快乐的书生”），空发议论，绝非干政而已。
说来说去，中国传统政治理念就是让大家把权力托付给“一个人”，让他替我们“当家做主”（而不是像头两年所说：“大家都来当家做主”），而我等也可免除了“冒充”技术专家的烦难，“该干什么干什么去”。昔日我曾在课堂上说：要是果真全面小康和谐了，我又何必苦心研究粮食问题？专心当一个大学老师岂不更好！
因此一位同学在我的博客上写道：这让我想起了长沮、桀溺和孔子的对话，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孔子也是始终坚持，要是天下太平的话，他就不用四处碰壁求变革了（他最后还是回家授徒了）。
这，可能就是中国传统政治理念最根本的一点，即“一人做主”，承担责任，而不是弄一班子人马遇事还要举手表决，或名之为集体领导其实互相推卸不肯负责。不认清这一点，后面的话就不要说，说也白说。
如果能够破除这一个“迷”，就不应再称中国传统政治为“封建专制”，我曾在“求学偶得”（十六）中写道：
一说到中国传统政治，似乎就离不开一顶大帽子：“封建专制主义”。我本来也持这种看法，但渐渐就对它产生了怀疑。几年前我跟余英时先生通电话，就此提出质疑。他说：（一上来就说）“专制主义”，肯定是不对的（当时余先生正在国会图书馆，居蜜先生为我接通这个电话，我即三言两语、直入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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