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刚刚平息，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粮食匮乏，京城长安的米价竟至每斗一千钱，皇帝御膳供应也不能保证。禁军吃不上饭，长安附近州县官员只好命令农民把未成熟的麦穗搓下来上交。刘晏上任后，马上采取有力措施，力图扭转这种不利局势。那么，刘晏到底采取了什么措施呢？
首先，大力整顿漕运。长期以来，唐朝政府的经济便全靠江淮。安史之乱，由于黄河流域及关中成为战场，流亡人数增多，江淮更成为全国费用的主要来源。江淮地区的粮食及其他物资是从水路运来的，安史之乱后，漕运制度遭到破坏，汴渠多年未用，已经废弛，由淮、泗入汴水再进黄河的线路不通，运输船只只得由长江进入汉水再到关中，不但运输量小，耗资巨大，还十分危险。刘晏经过现场考察，认为打通汴水漕运事关国计民生，一定要做好。在给宰相元载的一封信中，刘晏认为：“大体上漕运的有利和困难各有四点：京城关中地区百姓的赋税繁重，如淮河、洞庭湖地区的粮食运到，可以减少一半赋役，这是有利的第一点；洛阳残破，幸存户不到百分之一，如漕运开通，那么村镇会逐渐恢复生机，这是有利的第二点；藩镇中有叛意的，异族中有想入侵的，如果听说我国贡品、货物纷纷进京，军粮有保证，这能镇服中外，这是有利的第三点；如运输畅通，各种物资汇集，海边山上都有贸易往来，可接近贞观、永徽盛世，这是有利的第四点。从宜阳、熊耳，到虎牢、成皋五百里中，现在才一千多住户，没有房屋居住，也没有做饭的炊烟，野兽经常出没，而要派人驾车拉纤，事情也难办，这是困难的第一点；黄河、汴河从叛乱以后，没再疏通，堤岸被冲塌，树木被卷走，到处淤塞，泗河航道很长一段，犹如在没水的河中行船，这是困难的第二点；东垣、底柱、渑池、北河之间六百里久无军队驻防，盗贼猖獗，强盗出没，这是困难的第三点；淮阴到蒲坂，连绵三千里，驻军遍布，统帅都是三公王侯，常说缺衣穿、粮食不够，运船经过，就扣留货物供军用，不是一位使臣凭公文就能阻止的，这是困难的第四点。”当时朝中元载专权，收到信后，便把事务完全交给刘晏，因而刘晏得以发挥其才能。皇帝见货物到了，十分高兴，派卫士奏乐到东渭桥迎接，又派使者慰劳说：“你真是我的萧何啊！”由于每年四十万斛的运粮，关中即使遭受旱涝之灾，粮价也不那么高了。
唐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三月，刘晏集中人力物力，开挖汴水，打通了由淮、泗入汴水，再进黄河的水路交通；又根据各段水力的不同特点，命人建造相适应的船只，分段转运，并将十艘船编为一纲，派将校率领。又用盐利收入雇用船夫，不再要州县征发丁役。这样既减少了运费，又确保了行船安全，提高了运输效率。刘晏在任期间，很少有漕运粮船沉没，每年运到长安的粮食有数十万石之多，最多时超过一百万石，彻底改变了过去漕运的艰难状况。史称唐朝漕运治理最好者，就是刘晏。
其次，改革盐法。当时，唐王朝为解决财政危机，对食盐等物品实行专卖制度。唐肃宗时，江淮租庸使第五琦任山南五道度支使，作榷盐法，规定：在产盐之地设置盐院，盐户生产的盐都由官府垄断经营，严禁买卖私盐。还规定许、汝、郑、邓之西的地方都吃河东产的池盐，而汴、滑、唐、蔡之东都吃海盐。出任盐铁使后，刘晏管理江淮海盐，并且改革了榷盐法。他针对食盐专卖制度存在的弊端，实行了一种比较有效的官营商销的办法，即在产盐地设置盐官，收购亭户制成的盐加价后再转卖给商人，允许他们自由贩卖，不再征税，各州县不再设置盐官。这样一来，由于海盐产量大，价格低，销路广，因而获利极大。当初江淮盐税每年只四十万缗，推行新盐法后激增到六百万缗，相当于国库收入的二分之一。在那些距离产盐地比较远的地方，就把官盐运到那里，并贮存起来。等到商盐脱销，盐价上涨，就平价卖出去。这样政府既获得巨利，老百姓又可免受盐商高价盘剥。
（2）成功因素
刘晏理财的最大特点，也是他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即他在为国兴利的同时兼顾民众的利益。他认为国库充实的前提是增加税收，而只有户口增多才能扩大税源，因此他比较重视农业生产。他在诸道设置巡院，由廉洁勤奋的士人做知院官加以管理。这些知院官每旬都必须将其辖区内的降水情况、庄稼好坏等详细情况报告给刘晏。如果知院官说当地丰收了，刘晏就在那里用较高的价钱购买谷物，并把它们在歉收地区出售，或者用以换进杂货供官府使用，多余的再运到歉收的地区卖出。这样调剂，使得物价基本稳定。如果知院官看到当地要闹饥荒，便预先申报，在某月需要蠲免赋税，某月需要救助。到了一定的时期，刘晏就放粮赈灾，使百姓免受贫穷困苦而流离失所。刘晏的理财措施有效得当，致使社会秩序稳定，人们能够安居乐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江淮地区经济的发展。
作为一位杰出的理财家，刘晏很善于提拔重用有才之士，从而为国家培训了一大批理财专家。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即便刘晏再有才干，也不能自己掌握天下所有的经济事务。正如他说的那样，“为国办事，在于用人，一定要任用精明能干廉洁奉公的人”。他是这么说的，也的确是这么做的。刘晏任用贤人，使他们担当要职，先后选拔了几百名有经济才干的人充当各道租庸使及其僚属。在刘晏死后二十多年中，一些掌管财政颇有名气的官员便出自其中，比如元、韩洄、包佶、裴腆、卢征、李衡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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