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知人善任最为典型的是重用仇人魏征和从布衣平民中擢用马周。魏征早年落魄，隋末群雄纷纷起兵，曾数易其主，后被太子李建成收用。在帮助李建成争夺皇位的斗争中，他建议李建成先下手为强，杀掉李世民。魏征在玄武门之变后成了阶下囚。唐太宗知他才华出众，不以私仇为重，从治国的大局出发，反而日见亲重，数年间从仇家而提升为宰相，任期达十四年之久。对魏征信任不亚于自己原来的亲信杜如晦、房玄龄，经常召入寝宫，请教治国方略。魏征也不负厚望，频加忠谏，面折廷诤，劝行仁政，不许为非，个人的政治才能充分地发挥了出来。
唐太宗赞扬魏征“随时谏诤，多中朕失，如明镜鉴形，美恶必见”。在封建帝王中放弃前嫌能达到如此开明宽容的地步极为罕见。马周家贫好学，精通《诗》、《传》， 后辗转到长安，寄于武将常何檐下。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令百官上书言政事得失。常何不懂经学，马周代笔撰写奏章，写了二十余件事。常何上奏后，竟然和太宗所想不谋而和。太宗觉得奇怪，因常何是一介武夫，舞文弄墨是其所不能，如何能有这般远见卓识？遂追问原委，常何如实相告。太宗感到这是一个可用之人，随即宣旨召见，由于急不可耐，求贤若渴，短短时间内竟四次派使者催促速来。接见交谈后，满意之情溢于言表，马上授门下省官职，后直至提升为宰相。马周精通治国之道，而且办事认真仔细，甚得时人赞誉。太宗也曾亲笔题十六字相赐：“鸾凤凌云，必资羽翼。股肱之寄，诚在忠良。”这是高度地评价了马周辅政的才能。唐太宗就这样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形成了贤臣良将盈廷的贞观盛况。
为了使文人学士、谋臣勇将都能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唐太宗在君臣关系中坚持用人不疑、真诚待下的原则。他对大臣们说：“君臣一体，应同心协力。如果君臣互相猜疑，不能肝胆相照，是国家一大祸害。”他在《帝范》中也写道：“治理国家，要靠大臣和君主同心同德。”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唐太宗以诚信感动冯立是其中之一。
冯立在唐高祖朝是太子李建成的宿卫军将领，时任东宫率，很受建成的信任和重用。
因此，当李建成在玄武门事变中被诛杀时，东宫官吏见大势已去，大都溃逃散去，他却慨然长叹：“岂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难。”遂率东宫兵进攻玄武门。经殊死搏斗，杀了拥戴李世民的将领敬君弘后，对部下说：“总算对太子有了一丝的报答。”才解散兵众离去。后来他向李世民自首，开始世民斥责他杀死秦王府战士太多，难逃死罪，当听到冯立说自己是为了忠于职守才这样做时，世民认为是位“义士”，随即转怒为喜，厚加抚慰，并授左屯卫中郎将，仍统兵掌管京城宿卫。冯立感动至深，对亲人说：“我受到如此厚恩，一定以死相报！”
不久，李世民即帝位。乘唐室内乱，东突厥大军兵临城下，冯立率百余骑兵与突厥激战于咸阳，杀获甚众，所向披靡。太宗闻听，非常感动。
由于唐太宗知人善任，群臣办事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群臣们无不竭尽其智，毕其力、尽其能。
房玄龄官居尚书省之首时，尽心竭力，不分昼夜，唯恐有一件事处理不当。甚至病危之际，还卧床作表谏征辽东。
唐太宗感动地说：“他的身体这样虚弱，还忧虑国家之事。真是达到了鞠躬尽瘁的地步。”岑文本被唐太宗任为宰相后，日夜辛劳，笔不离手，直到耗尽全力，染病身死。唐太宗破格提拔的马周，欣逢明君，也是将所有才智都发挥出来。
魏征更是喜遇知己之主，成为千古直谏方面的名臣之首。这样，行政效率就大大提高了。
《旧唐书》作者这样评论唐太宗用人及其效果：“看唐太宗一朝，建立了很多功绩，实在是聪明神武。他提拔人才不局限于私党，这些被重用的人都竭尽所能。屈突通、尉迟敬德由仇敌成为心腹；马周、刘洎，从疏远到委以重任。成就如此的功绩，都和他知人善任有深刻的联系。”他指出了“贞观之治”的形成和唐太宗知人善任有着必然联系，是有一定道理的。
5.重农恤民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关内大旱，有很多百姓卖掉儿女以维持生计。唐太宗命以国库金帛，赎回卖出的孩子。其重农恤民之心可见一斑。
（1）治国先安民
隋末十余年的大混战，使唐初时的社会经济萧条。唐高祖在位的九年间，主要精力都投入到统一战争中，社会经济没能得到恢复，唐太宗即位时仍然是一片城乡残破、社会凋敝的景象。当时又逢灾荒连年，粮价飞涨，如何安定饱受战争之苦、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的广大民众？这个问题关系到唐政权的生死存亡。其实，“为国之道，安静为务”的方针在太宗刚继位时就已提出。当时，突厥颉利可汗已把士兵移到渭水的北面，太宗智退颉利，订立“便桥之盟”。然后对大臣们说：“我不战的原因是因为即位的日子太短，为国之道，安静为务。”“一与虏战，必有死伤”， “结怨于我，为患不细”。这时，太宗的“安静”主要指减少战事侵扰。经过“理政得失”的讨论，“安静”又被赋予新的含义，即“去除奢侈，节约俭省，减轻徭役，少收赋税，选用良臣，使百姓衣食无忧”。唐太宗从历代兴衰特别是隋亡的下场中吸取教训。他亲眼看到，一个既富且强的隋朝，由于暴虐的隋炀帝而激起全国农民大起义，很快被推翻了。这一事实让他认清了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他懂得了古人所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要巩固自己的统治，民心不可丧失，从而形成了“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的政治思想。早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十月，他就对大臣们说：“君主要依靠国家，而一个国家又得依靠老百姓。苛剥百姓来满足君主的欲望，就像自己吃自己的肉一样，结果是腹饱而身亡，君富而国亡。”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他又对大臣们说：“从前攻克长安时，看到院中充满了美女珍玩，可炀帝意犹不足，不断地东征西讨，穷兵黩武，致使民不聊生，遂致灭亡，这都是朕亲眼目睹。因此，只有君主徭役不兴，清净无为，五谷丰登，百姓安乐，国家才会保持稳定。治国就像栽树，只有不动摇其根本，枝叶才能茂盛。”这些生动比喻，形象地表明他治国必须安民的独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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