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雨耕牛图 敦煌石窟 唐
敦煌石窟壁画中有不少描绘农耕生活的场景，此画可见天上乌云密布，大雨倾下，农夫仍头戴席帽辛勤耕作的情景。
在封建社会里，农业是最基本的经济成分，绝大多数百姓是农民。因此，改善农民的经济状况、恢复发展农业是“存百姓”的关键。
唐太宗对这一点认识很深刻，他在反复强调民为国本的同时，也不断把“农为民本”提上日程。他对大臣们说：“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足，则百姓流失。”他在《帝范》一书的《务农》篇中写道：“食物是人们的根本，是政治的根本；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廉耻。国无九年的储蓄，不足以抵御旱涝；家无一年的衣服，不足御寒暑。规劝人们耕地种田，就能免除饥寒的祸患。”唐太宗把谷粟看得重于珍珠玉璧。他叮嘱地方官员们说：“天下百姓需要粮食；家给人足，全靠务农。纵使珠玉遍地，也不能解除饥寒。”唐太宗本人也表示自己每吃饭就想到耕田的艰难，每穿衣便想到纺织的辛苦。
唐太宗不仅认识到重农恤民的重要性，而且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这主要表现在禁止王公奢靡、戒兴宫殿诸方面。
太宗即位后，所住的宫殿还是隋朝时建造的，已经破烂不堪。原打算建造一殿，“材木已具”，但一想起秦始皇四处营造宫室导致民反的恶果，便不准备兴建了。当时太宗患有“气疾”，不适应潮湿环境，因而公卿奏请建一所楼阁去居住。太宗说：“朕有气疾，岂宜下湿？若遂来请，糜费良多”， “而所费过之，岂为人父母之道也？”虽然大臣们再三请求，太宗“竟不许”。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他又对大臣们说：“建造装饰高大的宫殿楼宇，游玩观赏池台，帝王是愿意干的，但百姓却不想呀！”“劳弊之事，诚不可施于百姓。”贞观前期，太宗基本上没有大兴土木。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洛阳大水，把百姓的房屋冲毁了，太宗还下令拆掉洛阳的一些宫殿，将木材分给百姓整修居室。
太宗曾两次释放宫女，一次在即位之初，放还宫女三千余人；一次在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又放还宫女数千。释放宫女，一为“省费”，二为“息人”，因此又立即下令让她们结婚，生男育女，增加人口数目。为了清除王公的奢侈行为，太宗在贞观元年便下令：“自王公以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其标准与其品秩不相符的，一律禁止。”限制王公贵戚过分奢侈。贞观十一年（公元624年），针对勋戚之家“以侈靡而伤风，以厚葬为奉终”的情况，还特地下发了一道《戒厚葬诏》的命令，违者“随状科罪”。由于太宗的提倡和限制，贞观年间的“风俗简朴，财帛富饶，衣无锦绣，无饥寒之弊”。
认真落实均田制，奖励垦荒是重家恤民政策的重要部分。隋末战乱后，大量无主荒地在一些地区出现。唐高祖武德七年（公元624年）虽颁布了均田令，力图劝民归田。但此后一段时间皇室内争权激烈，加上时间太短，均田令的贯彻效果不是很好，唐太宗即位后才切实地推行。唐太宗的影响使地方官认真落实均田令，并打击违令占田的恶霸官僚。贞观初，长孙顺德出任泽州刺史，发现前任刺史张长贵、赵士达非法占境内膏腴之田数十顷，他上奏并弹劾了这两人的罪状，并按均田令将这些土地全部分给缺少土地的农民。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由于旱灾严重，关内饥荒肆虐，百姓大多卖儿卖女换取食物。为了帮百姓赎回他们的子女，太宗下令动用了皇室府库中的金银钱财，并将赎回的子女送到他们父母那里。并诏令说因为上年连绵大雨，今年又遇了旱灾和蝗灾，因此大赦天下。诏令还说：“假如天下安定、五谷丰登，即使将百姓所受的灾害移到朕身上来也心甘情愿，决不后悔。”此时正好旱区降雨，百姓大为高兴。
夏季，四月初三，太宗下诏说：“隋朝末年天下大乱，造成饥荒，白骨遍地，使人触目伤悲，命令各地官府将尸骨全部妥善安葬。”而六月，关中地区春旱之后又闹蝗灾。唐太宗心如火烧，走出玄武门来到宫城北的禁苑，立即捉了几个蝗虫，向苍天默默祷告后，对蝗虫说：“人民靠谷子来维持生命，你将谷苗食掉，百姓还怎么活，与其如此，还不如让我的肺肠被你吃掉。”说罢就要生吞蝗虫。身边的随从连忙谏阻：“陛下千万不可，吃这种脏东西可能要生重病。”太宗断然答道：“朕要替百姓受灾这有什么可怕的！”遂将虫吞下。据记载，这一年关中蝗灾果然不严重。当然，蝗虫没有成大灾和唐太宗生吃蝗虫根本没有必然联系。从表面上看，雄才大略的唐太宗做这种事未免过于荒唐，他的真实意图或许是出于收买民心而做的政治表演，但不管怎么说，做为一个皇帝而能做到这一点，不能不说这的确是重农恤民了。
（2）屈己而不误农作
唐太宗重农恤民的重要表现是轻徭薄赋。轻徭薄赋，为的是“使民衣食有余”。太宗继位后切实地推行和落实了已经颁布的均田令和租庸调法。
贞观初，长孙顺德拜泽州刺史，发现前刺史张长贵、赵士达霸占境内肥沃的土地几十顷，长孙顺德将他们二人弹劾，并将追回的土地分给贫困的农民。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河南暴雨成涝，太宗下诏“废明德宫及飞山宫之玄圃院，分给遭水之家”。就整个贞观年间看，推行和落实均田令的重点在宽乡，在奖励垦荒。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朝廷下令，凡是住户拥挤的地方，都得将部分农户迁徙到宽松的地方。同时，考课地方官，也以“安置客口”、“善相劝勉”者为最。直至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在灵口太宗见丁男受田三十亩，仍没达到田令规定的一百亩，“夜里睡觉都不安稳，只怕农民没有土地”，下诏州府“录尤少田者，给复移之宽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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