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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大唐大全集_周水琴【完结】(51)

  “贞观之治”的主要内容在轻徭而不在薄赋,这主要是汲取隋炀帝徭役时不时征发,战事经常的教训而确定的。除去前面所说为的去奢省费,在限制役使民力方面,太宗还制定了法律。《唐律》中明确规定:“修城郭、筑堤防、兴起人功,有所营造,依《营缮令》,计人功多少,申尚书省,听报如合役功。或不言上及不待报,各计所役人庸,坐赃论减一等。”

  一面促进生产,一面去奢省费,使民衣食有余。其核心是与民休息,不违农时,这体现的正是用稳定环境而求得统治的施政总方针。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年底,与民休息被太宗提到治国方略的高度,他还用养病来作生动的比喻,说:“治国如治病,病虽然好了,也还需好好护理,倘遽自放纵,疾病复发,就无药可救了。”经历了隋末丧乱而创建的政权,犹如久病初愈,只有全心全意地护养才能康复强盛起来。

  唐初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劳动力不足也成为重要的制约因素。隋代极盛时,全国户数近九百万,贞观初期突然下降到不到三百万。为了尽快使农业劳动力有所增加,唐太宗千方百计增加人口。首先,他招、赎隋末战乱时流落到边境的汉人。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九月,突厥颉利汗送给刚即位的唐太宗羊万头、马三千匹,可他拒绝接受羊、马,想要回被他们掠去的汉族户口。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据户部统计,从塞外回归以及突厥前后内附等的汉人达一百二十万余口。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东突厥颉利汗降唐,次年,唐太宗从突厥那里用金帛赎回汉人男女八万口,全部归还了他们家人。直到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唐太宗还派使者用财物去赎被外族掠去边地的汉人。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原地区劳动力缺乏问题。

  唐太宗还大力奖励男女及时嫁娶,对于鳏寡婚配大力提倡,以达到人口增殖的目的。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所颁布的《令有司劝勉民间嫁娶诏》中规定:“法定的婚龄是男年二十岁,女十五岁,应及时嫁娶;鳏夫、寡妇守丧期已过的,也要婚配。”为了及时保证男女嫁娶,诏令还责成乡里富有之家要对因贫困而不能嫁娶的用金钱来资助。还把婚姻及时与户口增加作为考核地方官的依据。刺史、县令以下官员,若能使民按时婚配,减少鳏寡,增多户口,考绩等级就可以提高;如劝导乖方,不能及时配偶,户口减少,降低考绩等级。这对于提高地方官执行诏书中各项政策的积极性当然有一定作用。唐太宗还特别以物质鼓励生育男口,如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下诏说:“妇人在正月里生男孩的,赐粟一石。”

  唐太宗还两次释放宫女。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八月放宫女三千人。贞观二年(公元628年)九月,又派杜正伦、戴胄释放了一部分。唐太宗对大臣们说:“妇女们被幽闭在深宫中,实在是可怜。隋朝末年,不停采选。连根本不去的离宫,也多聚宫人,朕绝不做这种竭人财力的事情。况且宫女除洒扫之外,并没有什么作用。现在放她们出宫,任由她们结婚嫁人,不仅能节省国家财力,而且还能增殖人口。”这番话道出了他如此而行的目的。唐太宗经常派遣使者巡视各地,对地方官吏进行考察,并劝说重农种桑养蚕。他告诫使者,当“遣官人就田陇间劝励,不得令有送迎,多废农时”。为了不误农时,唐太宗还这样在法律中规定,“诸非时兴造及杂徭役,十庸以上坐赃论”。以此防止非时调用民工,对季节性很强的农业生产是很有利的。唐太宗不违农时是因为他重视农业生产。《唐律》中惩办“非法兴造”的条文中既包括“法令无文”,也包括“虽然有理论根据,但不到时令而大规模兴造”。因为农忙动工,非时兴造,耽误农时。更难能可贵的是唐太宗能严于律己。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发生了皇家举行礼仪恰与农时冲突的巧合事件。当时礼官上奏,二月是皇太子行冠礼(古代男子成年时举行的礼仪)的黄道吉日,请征调作仪仗队的府兵。太宗道:“现在正是春天耕种的农忙季节,怕防碍了农忙事情,可改在十月农闲举行。”太子少保萧劝道,根据阴阳理论,还是在二月举行为好。太宗认为,凶与吉是因人而定,并非阴阳拘忌。只要行为合乎正道,自然就会大吉,并断然地说:“农时很重要,千万不可以轻易错过!”皇太子冠礼在当时来说是皇家的一件大事,唐太宗宁愿委屈自己也不耽误农时,足见他对农业生产的重视。

  玄奘像 日本

  此像由日本佛教徒于镰仓时代(14世纪)根椐中国的玄奘石刻像所绘,画风极具日本特色,也不失中国风貌。

  唐太宗的重农恤民还表现在他不实行过头的储粮于官,而实行藏富于民的政策。贞观二年(公元628年),黄门侍郎王批评隋文帝不怜百姓而惜仓库的错误作法,太宗就说:“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大旱,人多饥乏,仓库中粮食堆积成山,但文帝竟然不许赈济,而令百姓到山东去流浪就食。到文帝晚年,仓库中存储了可供五六十年用的粮食,炀帝恃此富饶,奢侈腐化,遂致灭亡。由此可见,治理国家要藏富于民。古人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就算仓库中积累了可备多年使用的粮食,多余又有何用!后代若贤明,天下自然不会流失;如果是不肖,仓库多积,只会增加奢侈,反而会导致国家灭亡。”从隋文帝不怜百姓而惜仓库,到隋炀帝竭泽而渔,横征暴敛,转变为唐太宗轻徭薄赋,藏富于民,可见吸取了隋末农民大起义的经验教训后,唐初赋敛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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