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道光十七年起，直到道光三十年道光帝逝世止，穆彰阿担任首席军机大臣长达十四年，担任文华殿大学士长达十三年，其当国之久、受宠之深，足可与曹振镛相垺。但他的为人和品格，却令人齿冷。这可从咸丰元年他被继位才10个月的咸丰皇帝革职永不叙用的诏书中，见其大要。诏书列数穆彰阿之罪有：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有害于己、必欲陷之，同恶相济、尽力全之；固宠窃权、肆行无忌，遇事模棱、其心阴险[8]显然，这是一个大奸若忠、结党营私的卑鄙小人。
道光朝两代枢臣，一个苟且因循、拘守绳墨，一个保位贪荣、弥缝迎合，不仅都是庸佞之流，而且一代不如一代。个中原因，实在与清朝统治者的驭人术有直接关系。1850年，曾国藩在一份奏疏中曲折含蓄地说：我朝列圣为政，大抵因时俗之过，而矫之使就于中。顺治之时，疮痍初复，民志未定；故圣祖继之以宽。康熙之末，久安而吏弛，刑措而民偷；故世宗救之于严。乾隆、嘉庆之际，人尚才华，士鹜高远；故大行皇帝敛之以镇静，以变其浮夸之习。一时人才，循循规矩准绳之中，无有敢才智自雄、锋芒自逞者。然有守者多，而有猷、有为者渐觉其少。大率以畏葸为甚，以柔糜为恭。[9]曾国藩这段话，撇开其为皇帝的歌颂之词，确实不失为是有清一代人才与政治之间因果关系的客观观察。上之所好，下必甚焉。道光皇帝在曹振镛死后，横挑竖拣地把穆彰阿放到首席军机、内阁领袖的位置上，恩宠有加，固与穆小忠小信、贪位保荣的品格不无关系，但若不是道光帝本人有着惟求守成又颟顸自大、渴为英主又乏才干、虚骄刚愎又无主见的矛盾心态，也不至于被穆彰阿蒙蔽愚弄得如此之久。所以曹振镛、穆彰阿之能久居枢垣、长盛不衰，既是道光皇帝理想与才具背反的结果，也是乾嘉以来政局日非的必然产物。否则，怎么会去了曹又来了个穆呢？
道光十九年（1839）时，皇帝与枢臣既是这种状况，应付通常情况尚属勉强，那么，一旦非常之变来临，清王朝这个最高决策集团又能做出怎样的反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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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史稿》卷十七《宣宗本纪》（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册，第621页。
[2] 《清朝野史大观》卷一《清宫遗闻·补缀套裤》，上海书店印行，1981年版，第62页。
[3] 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三十二《曹振镛传》，中华书局，1987 年版，第8 册，第2481页。
[4] 《续碑传集》卷二，第18～19页。见《清碑传合集》三，上册，上海书店印行，1988年版，第1983～1984页。
[5] 《清史稿》卷三六三，《曹振镛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8册，第11406页。
[6] 《清朝野史大观》卷七《清人逸事·曹振镛之误清》，上海书店，1981年版，第2～3页。
[7] 《清朝野史大观》卷七：《清人逸事·潘穆》，上海书店印行，1981年版，第11页。
[8] 《清史稿》卷三百六十三，《穆彰阿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8册，第11417页。
[9] 曾国藩：《应诏陈言疏》，《足本曾文正公全集·奏稿》（以下称《曾国藩全集》）卷一。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3页。
1-3 都门士大夫
皇帝只求守成，枢臣不图进取，王朝的内囊兜底翻了上来，而且谁也无力控制住它日渐衰败的趋势。对此，那些长期居于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号称人文荟萃之区的京师士大夫们，有何表现？
中国的士大夫，自小接受的是儒家那种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的教导，“士志于道”，成了他们根深蒂固的价值观。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把澄清天下做了自己的职志。按理，面对国运衰败应该有积极作为，做社会的中流砥柱，然而，验之于嘉道年间的事实，情况并非完全如此。
颓风衰运，既可使良知未泯者为之奋起，更可使苟且庸劣者醉生梦死。乾隆六十年的太平盛世，养成了人心风俗的侈靡腐化。嘉道年间，京师士大夫们依然褒衣博带，雅歌投壶，唱诗结社之风，不减当年之盛。京师中几家著名的饭庄如观音寺路北的福兴居、煤市街西之万兴居、大栅栏内的同兴居等，常有一批批文人、京卿设宴豪饮，艳诗丽词咏唱不[1]；稍稍风雅者，则于天朗气清之日，邀三五同好，携仆役小厮，悠游于陶然亭、西山等僻静处，小酌清谈，海阔天空，吟诗联句，评说短长，国事、政事全不在心上。卑下者，则四出钻营，或投帖拜入某相门下，或备礼巴结侍郎上司，捞取功名利禄，好托庇荫而得半世快活；不肖之徒，则勾结官府，包揽词讼，武断乡曲，草菅人命，“道德废，功业薄，气节丧，文章衰，礼义廉耻何物乎，不得而知”，[2]成了社会的一群蛀虫。
士习贱恶，人欲横流，刺激了一批研求理学的士大夫们标格清高，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他们常以讲学的形式，相互砥砺，力图用诚意修身来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其中，以湖南善化人时任太常寺卿的唐和翰林院侍读学士蒙古正红旗人倭仁，最为人望。
唐字镜海，乾隆四十二年（1777）生。嘉庆十四年（1809）进士，历任翰林院检讨、浙江道监察御史、广西平乐知府、安徽宁池太广道、山西按察使、浙江和江宁布政使。为官清正，为学宗尚洛、闽诸贤，尤其推崇清初理学家陆陇其，以为传道之首。著有《学案小识》，是嘉道年间著名的理学大师。道光十九年内召为太常寺卿，甫到京师，因其学问人望立即成为研求理学的京卿大夫所推重，蒙古倭仁，六安吴廷栋，昆明窦垿、何桂珍，皆从其考问学业。后来，湘乡曾国藩也参与其间，以唐为师，学习程朱之学。那时唐已经60多岁，皓首童颜，宛若天仙。他主张学问应精研一经，然后才能旁及其他；读书首先应读《朱子全书》，因为义理之道尽在其中；为人应讲求气节，而修养之法全在时时内省，所以必须每天按时静坐，闭门思过，狠抓私欲的一闪念，痛自刻责；平时应将各种违反道德规范的过失记出，以便警鉴。这一套源自于思孟学派的“慎独”功夫，在唐手里发展为“研几”和做札记的方法，作为日课，以达到修身养性、克己复礼的目的。当时，学得最好、最受唐器重的，就是倭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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