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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九年:从禁烟到战争_沈渭滨【完结】(9)

  从道光元年起的十五年中,他曾三任学政,四典乡会试。按当时科举制度的惯例,凡新进举人、进士,都以主考官为恩师,敬礼有加。不少乡、会试的考官,也往往乘机广招门生、培植私党,借以或使学派流传,或得扩充官场实力。但曹振镛却不屑为此,他“衡文惟遵功令,不取淹博才华之士,殿廷御试,必预校阅,严于疵累忌讳,遂成风气[5]不搞结党营私,自是公正清廉的作风,但取士只要遵循八股程式,不要有真才实学的淹博之士,便扼杀了优秀人才;专注于文章的小疵,更使士子谨小慎微,加重了原有的酸腐气。所以,在他身后,有人直斥他“拘牵文义,挑剔细故,箝制天下人心不得发舒,造成一不痛不痒之天下”;又说“自曹振镛在枢府,挑剔破体帖字,不问文之工拙,但作字齐整无破体者,即置上等。若犯一帖字,即失翰林,海内承风,殿体书直成泥塑。士习阘茸,厌厌无生气,皆曹振镛所造成也[6]这种说法似太多感情色彩,比较客观的倒是《清史稿》上的一段话:“守成之世,治尚综核,而振敝举衰,非拘守绳墨者所克任也。”意思很清楚,曹振镛这种为政作风,太重细故,而不求整体,作为一个守成之世的枢臣,不能除弊去衰,是很不胜任的。那么,以不能胜任的大臣居枢垣长达十五年,而且深得帝宠,则道光皇帝的择贤能力也可想见了。

  道光十五年(1835),曹振镛以81岁高龄病逝于京师。道光帝闻讯震悼,声泪俱下。不仅颁发上谕悼念,而且宣布要亲临祭奠,并谥以“文正”。清代文官大员以“文正”谥号为最崇尊难得。道光十五年之前,清王朝一共只给了汤斌、刘统勋、朱珪三人以“文正”的谥号。汤斌是著名理学家,朱珪以学问著称。曹振镛竟以因循成法而得此谥,京师士大夫为之哗然,公开指责他“不文不正”。其实,在清王朝衰世败象日露的情势下,道光皇帝随着年事渐高,早已失去了登基之初的雄心和锐气,只要保住祖宗的基业,不出乱子,就算对得起列祖列宗了。曹振镛的因循成例,正投合他的心理。

  曹振镛一死,谁堪首席之任便成了问题。原有的四名军机大臣中,吏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文孚,食禄保位、老弱多病,本人又多次请求退休,皇帝乘调整军机班子的机会,成全了他,让他解甲归田。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王鼎,精于理财,长于河工,品学兼优,但太尚气节、敢于直谏而不留情面,似乎不对皇帝求稳怕乱的胃口。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穆彰阿,既做过七年的内务府大臣,是皇室的总管家,又先后在中央各部担任过侍郎、尚书,并入值南书房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有从政和管理的经验。比较之下,以他为首席军机,似更合适。但他曾因积压重要奏章而被先帝降职严处过。况且,军机班子中还有一位虽入值不久,却是三朝元老、德高望重的东阁大学士潘世恩。所以道光帝决定以潘世恩继曹振镛之后担任首席军机大臣。

  潘世恩是江苏英县人,当年已是68岁的老人了。他学问很好,少年得志。乾隆五十八年(1793)以一甲第一名的身份,选入翰林院任修撰。当时,权臣和珅见他年纪轻轻中了状元,才望出众,准备招致门下。潘世恩却“谢不与通”,得罪了这位权势显赫的皇帝宠臣。于是,和珅借机给他穿小鞋,不让他得到按例升迁的机会,把提升他的奏本故意扣押了六个月。直到嘉庆帝亲政、罢免了和珅之后,他才擢为翰林院侍讲学士。这件事在京师士大夫中传为美谈,认为他不趋炎附势,很有清高气节。从此,他备受嘉庆帝眷顾,竟至一岁三迁,累官至户部尚书。嘉庆十七年(1812),他以母死乞归,在家守孝。嗣后,又以父亲老病乞养,以示孝心,加以恰巧儿子中举,他便具疏向皇帝谢恩兼请假。按朝廷规矩,凡丁忧的大员,必须在除服之后回京,若有要事请假,也应到京后经皇帝批准才能返归乡里。潘世恩未亲诣京师,违反了规定,被降职处分,由部长(尚书)降为副部长(侍郎)。但皇帝鉴其孝思可嘉,仍然允许他在家服侍老父,终养天年。他便居家十载,不与政事。直到道光七年(1827)父丧服阙,才回京补了个吏部侍郎。以后,逐步升迁,到1833年超拜体仁阁大学士。不久,又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所以,尽管他入值军机时间不长,却是个历事三朝、德高望重的老资格大臣。道光皇帝在痛失股肱之后,让他作为首席军机,在同行中是摆得平的。

  然而,此公也是一个“以顺旨意为工,阿附之外,无他语”[7]的食禄保位的官僚,与文孚在军机时不相伯仲。干了一年,实在不行,道光帝不得不把穆彰阿调任首席军机,而让潘世恩继续留在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的位置上。到1840年,军机大臣的班子形成了“三老三新”的结构:三个老军机是穆彰阿、潘世恩和王鼎;两个新军机,一个是去年入值的刑部尚书隆文(是年2月调任户部尚书),另一个是学习入值的宗人府丞、三品顶戴何汝霖。无论从品级、资望上说,这套班子明显是穆、潘、王三驾马车在开动。挥鞭子的当然是道光皇帝,马首则是穆彰阿。

  穆彰阿,字鹤舫,郭佳氏,满洲镶蓝旗人。他与道光皇帝同年出生,道光十九年也是59岁。在三驾马车中,他年纪最轻、资历最浅。他比王鼎小12岁;比潘世恩小14岁,又是潘世恩在翰林院任侍讲学士时的教习门生。师生之谊,使他和潘世恩保持着良好的人际关系。王鼎作为三个老军机之一,显得既乏同调,又无奥援,完全处在一种少数者的尴尬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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