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那时对西方的情况还所知有限，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封闭社会中的天朝钦差，自不可能有近代的国家观念，更缺乏近代外交知识。但他又是个长期从政的大员，加以受命之前对可能引起边衅早有思想准备，因此，在对待外国烟贩问题上，一直采取着既坚定又灵活，既有魄力又极谨慎的政策。二月十五日（3月28日），当他收到义律保证“定必将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鸦片如数缴清”，并请求“照常买办工人日备馔食，三板来往省澳及各洋面”的照会后，[30]立即于当天派人送去牛羊两百头和其他食物。[31]对于义律在照会中所称洋人被“固禁如囚”的说法，林则徐于次日批示中作了驳斥，指出自二月初四日（3月18日）谕令各国商人缴烟之后，“一切尚皆照常”；自初十日（3月23日）“尔乘三板来省，是夜欲将颠地带逃，然后安设巡船，稽查出入。原因尔无信实，令人不得不防”。他要义律晓谕烟贩尽速缴烟，“一经缴到，即一切无不照常[32]鉴于义律对缴烟只有书面保证而尚无实际行动，林钦差没有撤销围馆、封舱的命令和恢复买办工人的服务，没有同意义律的所请三板往来省澳的要求，并进一步堵死了通向商馆四条街道中的三条，即盘定街、新中国街和猪巷，只留由各国商人公所进入商馆区的老中国街一条通道；并且把向着十三洋行街的商馆后门，都用砖头砌死。[33]直到林钦差接到义律请求派其副手参逊等人办理缴烟的照会后，他感到义律和各国烟贩确实愿意交出所存鸦片，才于二十九日（4月2日）宣布恢复食物和饮水供应，同时规定鸦片缴到四分之一，即给予买办工人；缴至半数，酌量允许三板往来省澳；缴至四分之三，准予开仓贸易；全数交完，则一切照常并奏请奖励。若贻误失信，以三日为限，断其淡水，再误三日，断其食物供应，又三日，当执法从事，断不宽贷。[34]钦差大臣以巧妙和极有分寸的措施，把义律引向预定要达到的缴烟目标。
从二月初四日传谕外商缴烟起，林钦差就谨慎地处理着禁烟中可能涉及的两国或多国关系。他在封舱过程中坚持了区别对待的政策；当商馆被围、断绝供应后，外国烟贩产生分化，美国商人金（CharlesW·King）向中国当局禀告自己从不进行鸦片贸易，请求允许他和他的船只进行正当贸易和招回仆役时，钦差大臣宣谕“本大臣既不许奸夷和良夷混淆，亦不愿因一事而变更大计”，请他向烟贩们劝导缴烟。荷兰领事也得到了同样的劝告。当外国烟贩陆续缴烟时，林钦差逐步放宽了对烟贩的隔离措施，到三月初六日（4月19日），所有买办和中国雇员被允许返回商馆。三月二十一日（5月4日），取消封港和恢复交通。二十三日，撤回了包围商馆的兵丁。而烟贩的缴烟则一直延至四月初六日（5月18日）才缴完。这一切充分说明钦差大臣在和烟贩的斗争中，既果敢又冷静，一切措施都使用到最恰当的火候，注意掌握策略而不超越预定目的的限度。
外国烟贩交烟的地点确定在虎门。自二月二十六日（4月9日）林钦差接到水师提督关天培报告鸦片趸由九洲开至虎门呈缴鸦片的讯息后，于次日偕同总督邓廷桢、粤海关监督豫堃同赴虎门验收鸦片。二十八日，林钦差抵达虎门会晤关天培，当天起逐日收缴烟土。为了进行监督和指挥方便起见，钦差大臣于三月初一日起在师船“新会一号”上居住，直到三月二十四日收烟接近尾声时才移居岸上，前后共住在船上24天[35]四月初六日（5月18日），外国烟贩所报烟土全部缴清，“合计前后所收夷人鸦片共一万九千一百八十七箱，又二千一百一十九袋，核之义律原禀应缴二万二百八十三箱之数，更溢收一千袋有零。[36]初九（5月21日），林钦差签发了给英人的收据，据内写明共计20283箱28斤又7个[37]在这些鸦片中，查顿·马地臣洋行（怡和洋行）缴出7000箱，居第一位；颠地洋行1700箱，居第二位；罗素洋行缴出1500箱，居第三位。这三家洋行共缴出10200百箱，超过应缴总数的一半[38]
2万多箱鸦片总重237.62万多斤，如何贮放是个大问题。因为此物流行已久，利之所在，众庶争趋，严防偷漏，刻不容缓。林钦差等考虑到收缴地点是在虎门，不如就地临时堆放，免得转辗途中发生乱子。因此自收缴以来即先相度堆贮之地，最后选中了位于穿鼻附近的镇口村。这里地处码头，收缴鸦片都在此进行，便于堆放，也便于监守。但此处民房庙宇均无宽敞，鸦片每箱长约三尺，高宽各半，大房一间只能堆至四五百箱之数，没有一处可以堆放这么多的鸦片，不得已，只好把陆续收来的鸦片，分作数堆，每堆屋外围起墙壁，上面添盖高棚，匀排封贮之外，另派文职正佐十二员，在内分棚看守；分派武职十员，带领弁兵一百名，昼夜巡逻，严密防范[39]
这么多的鸦片如何处理又是一个大问题。最初，林则徐等向朝廷报告一俟收缴完毕，即派员押解进京，请朝廷验收。三月十九日，皇帝颁谕同意解京。[40]但三月二十五日浙江道监察御史邓灜上奏，建议就地销毁，无庸解京。他认为广东距京师路途遥远，运送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如广东、江西、安徽陆路多用抬夫，每箱用夫二人，计须四万余人；广东、江西水路须用船只，计须雇民船百余号、水手一二千人；安徽以北俱用车载，计须大车千余辆、民夫千余人、骡马五六千头；即使由江西水路经向长江，转入运河行走，亦足可与运解铜铅船数相当。此项舟车民夫，不但地方一时骤难雇备，而且需花大量经费。以国家有用之财，花在这种无用之物上，实在很不上算。而且长途运送，难保不会途中发生偷换。他指出近来各省多有假造烟土，其价值仅洋烟十分之一，而形色逼真，虽积惯吸食的老烟鬼也很难辨其真假。经此次查办之后，洋烟愈少则价格愈昂，价愈昂则利愈厚，而为利所趋，舞弊的手法也随之愈巧，很难保证没有偷换，即使到京后派大臣查验，也只能核计多寡而无由辨其真伪。据此两点，邓灜认为林则徐、邓廷桢等都系皇上委任责成之人，自不会扶同欺饰、自取罪戾，不如饬令该大臣等将起获烟土毋庸解京，俟收缴完竣，即在该处督率员弁，公同查核，目击销毁，以省解运之烦[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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