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这么一番改造，《苏报》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迅速从一份政治倾向并不突出的报纸，转变为鼓吹革命的激进报纸。新主笔章士钊的政治态度非常激进，他上任不久，《苏报》就在6月7日、8日连载了《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大概意思是说，现在的中国处于革命的风浪之中，当权者胡作非为，把很多人推到革命阵营中去了。
陈范看到章士钊发表的文章后很紧张，他并不是一个激进分子，年纪比章士钊大很多，又当过官，知道在中国办事，保持“政治正确”是非常必要的。安全第一，没有安全，根本谈不上报纸的经营和发展。所以第二天，陈范就来到报馆，提醒章士钊发表的言论不要太过激，过激就不好了。章士钊不想让陈范担风险，所以等陈范走后，就开始写辞职信了。
但是，就在当天晚上，陈范又回到了报馆，像是变了一个人，他对章士钊说：“小章啊，你不要有所顾忌，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发表什么就发表什么！”这让章士钊觉得很惊讶。
为什么陈范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呢？有人说，陈范本来就有变革思想，仔细思考了革命党人的思想后，觉得很有道理，开始倾向革命了；也有人研究得出结论，说陈范被报社的职员钱宝仁给骗了，以为发表激进言论不会有危险。总之，陈范一开始对《苏报》的转型是不太赞成的，但是经过短暂的犹豫后，他开始支持章士钊的做法。
于是，《苏报》越来越激进，开始公开号召革命，影响力与日俱增。其中最激进的，一是推荐和摘录了章太炎写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二是大力推荐和摘录邹容写的《革命军》，这两部作品成为苏报案的导火索。那么，这是两部什么样的作品呢？
当时爆发了革命与君主立宪之争，这场思想争论对中国人起到了类似思想启蒙的作用。流亡海外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发表文章，反对革命，提倡君主立宪。爱国学社的章太炎不同意康有为的观点，就写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章太炎是资深革命党人，1869年出生，经历很丰富。他先是积极参加维新变法运动，变法失败后遭到清朝政府通缉，后逃到台湾避难，又留学日本，政治倾向从维新变法转向反清革命。
康有为认为中国人民素质低下，不具备民主共和的政治能力，所以民主共和不适合中国。章太炎就说：“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主张用革命来移风易俗，让老百姓在革命过程中提高政治素质。
康有为认为革命就是暴力，会对社会造成破坏，中国社会承受不了大的破坏。章太炎认为，革命是要流血的，但君主立宪更要流血，君主立宪成功的西方国家，哪个不是通过内战实现的君主立宪？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最敏感的，也是日后苏报案争论的焦点，是直接批评光绪皇帝的内容。康有为说光绪皇帝是千古明君，章太炎却说“载小丑，不辨菽麦”，批评光绪皇帝能力很差。章太炎认为，从本质上说，光绪皇帝和所有独裁君主一样，满脑子都是皇权，不要对独裁者抱有希望，幻想通过独裁者自上而下地实现民主与富强是不现实的。最后，章太炎说革命是人类进化的潮流，是世界的公理，他号召革命，建立“中华共和国”。
章太炎这样激进的文章，《苏报》发表了，而邹容的《革命军》，更加激进。
邹容，1885年出生于四川省巴县。他从小鄙视八股功名，性格非常高傲。1902年，邹容留学日本后接触西方的民主自由，迅速倾向革命。邹容常常公开大骂清政府，是公认的革命分子。
邹容写的《革命军》只有两万多字，通篇就只有一个目的：鼓吹革命。邹容毫不避讳地号召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中华共和国”，并且高呼“革命独立万岁”“中华共和国万岁”。
在书中，邹容揭露了清朝政府对汉族人的压迫，指出当时的清政府已沦为“洋人的奴隶”，痛骂清朝历代皇帝都是“独夫民贼”“无赖之子”，大骂慈禧是“卖淫妇”。骂完政府后，邹容开始疾呼革命。他认为革命是社会进化的公理，是世界的潮流，革命则中国生，保守则中国亡，中国要自由、富强、独立，只有革命这一条路。
《革命军》的语言非常通俗，具备初级文字水平的读者都能读懂，而且非常具有感召力。上海租界的大同书局在1903年6月出版发行了《革命军》，出版后迅速畅销。《革命军》的正版图书，加上各种各样的盗版、翻印版，发行超过了百万册。当时中国识字看书的人不多，上百万册已经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销量了。就是放在现在，一本图书能够发行超过一百万册，也称得上是超级畅销书了！在《革命军》畅销的同时，《苏报》刊登了一系列文章，为其呐喊助威。
那么，面对《苏报》如此激进的言论，清政府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第二回 宽容还是镇压？
上海的《苏报》和革命团体爱国学社合作，刊登激进文章，公开号召革命，推翻清政府。报馆的主人陈范在报纸转型之初，也担心过、犹豫过，但他最终选择支持《苏报》转型为革命报纸。那么，《苏报》会不会遇到麻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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