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在英国下议院听证会上，有议员特别提到了苏报案，询问英国政府在移交章太炎等犯人的问题上，是不是已经有结论了？英国首相贝尔福回答：“已经电令驻北京公使阁下，根据英国政府的意见，不能引渡被关押者。”这立刻成了英国政府的官方态度。
1903年8月12日，外交大臣兰斯多恩侯爵给驻华公使焘讷里发电报，命令他：“如果要求工部局移交被关押者，你应该支持他们拒绝移交。考虑到最近在北京实施的野蛮处决，与道台达成的协议已构成拒绝移交的充分理由，我们不能容忍将苏报案被关押者移交给清朝政府。”
有了英国方面的明确态度，北京公使团很快达成共识，拒绝向清政府移交苏报案案犯。上海领事团依据北京公使团的决议，致函两江总督魏光焘，拒绝交出苏报案被关押者。庆亲王奕、两江总督魏光焘等人都强烈反对，但是没有用，洋人就是不交。
高层交涉不成，清朝官员只好乖乖地回到法庭上来。苏报案进入了下一步法庭交锋，在这一过程中，中西法律观念激烈碰撞，在中国法制史乃至近代历史上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第五回 僵持不下
清政府外交交涉失败，不得不重新回到法庭上来。于是，苏报案在1903年12月3日开始了第三次公审。会审公廨成立了“额外公堂”，一共审讯了四天。法庭上的辩论异常火爆。
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尤其是经过第一次公审后，章太炎和邹容都对西方司法体制有了更深的了解，表现得谨慎稳重了许多。
在第一天的律师辩论环节，原告律师指控章太炎、邹容发表激进言论，扰乱人心，犯了“煽动性诽谤罪”。被告律师坚持认为，在新闻出版领域，不仅要有写作行为，而且还必须要有印刷、出版的意图和行为，这样才能构成诽谤罪。
第二天，被告接受律师的讯问。章太炎说《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是自己写给康有为的一封私人信件，信写好后他寄给了康有为，并不知道怎么被印刷出版的。对于在文章中直呼皇帝名字的指控，章太炎引用外国惯例，说称呼统治者私人名字并不违法。律师问章太炎“小丑”两个字怎么解释？章太炎笑而不答。
轮到邹容出场了。邹容说《革命军》是他在日本读书时写的一篇作业，回国时，他把这篇作业留在了东京的中国学生俱乐部里，回到上海后，才在一个报刊亭里看自己作品的印刷本。所以，他也不知道这本书是怎么被印刷出来的。邹容的意思是，有人偷走了自己的学校作业，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私自出版发行了。
所以，按照章太炎和邹容的说法，不论是《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还是《革命军》，都是盗版物，他们两个人都是盗版行为的受害者。
要证明他们有罪，原告律师必须证明他们两个人和出版发行环节有关系。
《革命军》是由上海大同书局印刷发行的。出版反政府的图书，风险很大，大同书局就在出版的时候采取了防范措施，封面和内文都没有写出版社和印刷厂的名字。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也是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发行，每本小册子卖十个铜板。而且，两本书的出版和发行都是在租界内完成的，清朝政府没有办法去调查出版方和印刷厂。况且在苏报案发生后，《革命军》等图书在市场上立刻就消失了，想买一本都非常不容易。原告律师很难证明这两本书的出版发行和他们本人有直接关系。
章太炎、邹容都坚决否认书籍的印刷、出版和自己有关。原告只能指控两位被告写了不恰当的文章。可是，写文章不犯法，写文章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原告律师古柏毕竟是位有经验的大律师，他揪住章太炎称呼皇帝为小丑一事不放，企图在文字上逼他们认错。古柏先提出了一个两难的问题，问章太炎：小丑这个词用在中国皇帝身上是恭敬的还是不敬的？
这个问话是古柏精心准备的陷阱。如果章太炎说“小丑”是不敬的用词，就等于承认了自己对皇帝不敬；如果章太炎说“小丑”是个敬辞，古柏马上能找出证据来说这是个贬义词，证明章太炎在说谎。
当时法庭上的人都屏住呼吸，为章太炎捏了一把汗。每个人都在暗自盘算着：这该如何回答？
章太炎不慌不忙地答道：这是一个普通的称呼。观审的英国副领事这时候插话了：那不是不敬的吗？章太炎坚持说：既不是尊敬，也不是不敬。总之，不管古柏怎么问，章太炎都回答得很模糊。
轮到邹容的时候，邹容一口咬定，自己没有给《苏报》投稿，不想推翻朝廷。
在第二天的质询环节，章太炎和邹容都没有让原告律师抓住把柄。经过两天的审讯，章太炎、邹容并没有让清政府抓住什么把柄，渐渐占据了优势。
庭审的第三天是证人质询环节。证人出庭，证明章太炎和邹容的文章是不是具有煽动性。
被告方找来的证人是工部局的董事李德立。李德立是个外国人，他认为普通人不会把《革命军》这样的小册子当真。因为章太炎和邹容两个人的文章充满情绪，语言离奇荒诞，如果不是被请来做证，他自己没兴趣看完这两本小册子。李德立的证言，显然有利于被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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