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替其他人抱告的人，《大清律例》规定“诬告者，罪坐代告之人”。也就是说如果最后证明是诬告，替人抱告的人要承受所有惩罚。法律这么规定，更多的是为了限制不负责任的抱告行为，防止诬告、乱告。实际上，官府往往会把出面抱告的人当成直接原告来对待，该呵斥的呵斥，该用刑的用刑，一点儿都不区别对待。所以，出面替人抱告，还是需要一定勇气的，特别是替关押在监狱里的嫌疑人上诉抱告，更是需要勇气。但是向氏的侄女知道了大人们的决定后，没有害怕，没有退缩，勇敢地前往省城成都为姑姑喊冤。正常的做法应该是去按察司喊冤，如果不行，直接去四川总督衙门。但是，向家人觉得正常的做法现在显然行不通了。如果行得通，一桩明显的冤案就不会闹到省会来了。向家人决定直接去拦时任四川总督黄宗汉的轿子，拦轿喊冤。
一天，黄宗汉外出，突然有一个小姑娘从路边跑出来，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举着状纸大叫：“冤枉啊，冤枉！”
之前我们说过，拦轿喊冤是老百姓的合法权利。老百姓去拦皇帝喊冤都是合法的。但那是理论，现实是官府和官吏们非常讨厌老百姓拦轿喊冤。明朝和清朝的法律制度表面上支持老百姓拦轿喊冤，同时又在细节上做了种种限制。比如规定拦轿喊冤必须是迫于无奈，所有的正常程序都走不通了，才能出此下策。否则就算是“越级上诉”，是有罪的。《大明律·刑律·诉讼》规定：“军民词讼，皆须自下而上陈告。若越本管官司，辄赴称诉者，笞五十，止免罪。”《大清律例·刑律·诉讼》也有类似规定：“军民人等遇有冤抑之事，应先赴州县衙门具控。若越本管官司，辄赴上司称诉者，笞五十。”笞五十，就是打五十大板。只有“本管官司不受理，或受理而亏枉者，方赴上司陈告”。也就是说，正常的司法程序走不通，应该负责的官员不负责，或者出现冤假错案的情况下，当事人才能上访。凡是违反正常司法程序的行为都是犯罪。明清两代都严格限制老百姓拦轿喊冤，把审判责任推给下级官府。中高级官员普遍反感老百姓拦轿喊冤，有人喊冤，就意味着有麻烦上门了，处理不好，自己有可能会掉乌纱帽。即便喊冤的当事人有天大的冤屈，最后得到了平反，也会因为上诉的行为过激，触犯“冲突仪仗”的罪名。冲突仪仗，本来的意思是冲进了皇帝的仪仗队伍，打断了御驾正常的行进，不管你是真冤枉还是假冤枉，都要“杖一百，发近边充军”。
实际上，老百姓很少能够成功拦皇帝的圣驾喊冤。老百姓一靠近皇帝的车驾，就会被御林军架起来抬走，根本来不及喊叫；极少数来得及喊叫的人，也会被御林军当作疯子赶走，不走的就被关进监狱治罪。后来，中高级官员也往往比附“冲突仪仗”的罪名，对拦轿喊冤的老百姓也做类似的处理。他们压根儿就不欢迎拦轿喊冤。
至于官员身边的衙役和兵丁们，他们也不欢迎拦轿喊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且，下级官府为了确保没有人上访反映自己的问题，早就贿赂了上司身边的人。总督、巡抚等地方大人物身边的差役、卫兵，早就接受了地方州县的好处，凡是遇到喊冤的，不等对方喊几声就用鞭子赶走。州县官员通过贿赂、买通总督身边的人，堵死了老百姓拦舆喊冤的法定权利。高官身边的人则多了一份额外的收入。双方实现了“共赢”，输的只有老百姓。
向氏的侄女刚喊了两声“冤枉”，就有总督卫队的兵丁挥舞皮鞭抽打她，要把她赶走。但是小姑娘坚强地跪在地上，倔强地继续大喊冤枉。卫队兵丁冲过来好几个人，不断鞭打她，希望能把她吓走、打走。
那么，向氏的侄女能成功拦下总督大人，陈诉冤情吗？向氏有可能成功翻案吗？
第三回 黄宗汉翻案
合州鞠家命案，向氏被知州判定通奸杀人。案子通过正常程序被一级级审核确认，向氏家人想到了由向氏的侄女直接拦下四川总督黄宗汉的轿子，拦轿喊冤。但是，明清两代虽然规定拦轿喊冤，甚至是拦下皇帝喊冤都是合法的，却在实践中设置了许多细节限制，本质上是厌恶老百姓拦轿喊冤的。向氏的侄女刚喊了两声冤，就遭到总督卫队兵丁的鞭打。这些士兵粗暴地想赶跑这个普普通通的小姑娘。
也许是兵丁们鞭打的声响太大了，惊动了后面轿子里的黄宗汉总督。
黄宗汉，福建泉州人，进士出身，当时年近六旬，历任京官和地方职务，经验丰富，宦海沉浮，颇为不顺。他身上始终保持着与官场格格不入的品质：刚正不阿，强硬，有原则。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广州沦陷，两广总督叶名琛被俘，黄宗汉临危受命，担任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他在任期间，组织义勇队，操练士兵，对英法联军非常强硬，结果被主张妥协的朝廷免去官职，调任四川总督。四川总督的重要性远比不上两广总督，黄宗汉实际上是被降职了。合州鞠家命案审判期间，黄宗汉刚到四川不久。
这一天，黄宗汉坐轿子外出，突然轿子停了下来，外面闹哄哄的。他探头一看，看到卫队在鞭打一个跪在地上鸣冤的小姑娘。黄宗汉马上出来呵斥士兵，制止他们继续鞭打。他收了向氏侄女的诉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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