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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转引自迪特尔·拉夫：《德意志史》（中文版），196页，Inter Nations，波思，1987。
(2) Ronald Gray：The German Tradition in Literature 1871—1945，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5，p．27．
(3) 上山安敏著，孙传钊译：《神话与理性——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欧洲的知识界》，4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4) 上山安敏著，孙传钊译：《神话与理性——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欧洲的知识界》，42页。
(5) 关于维内肯的思想，参见J．Roberts：Walter Benjamin，p．25和J．McCole：Walter Benjamin and Antinomies of Tradition，pp．40-45。
(6) 参见J．Roberts：Walter Benjamin，p．31。
(7) Correspondence，p．31．
(8) 参见G．Scholem：Walter Benjamin：The Story of a Friendship，p．15。
(9) Correspondence，p．15．
(10) B．Witte：Walter Benjamin：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p．21．
(11) Correspondence，p．55．
(12) Ibid．，p．66．
(13) B．Witte：Walter Benjamin：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p．20．
(14) 参见Correspondence，pp．50-52。
(15) Ibid．，p．54．
(16) 参见Correspondence，pp．34-36。
(17) Ibid．，p．76．
(18) 上山安敏著，孙传钊译：《神话与理性——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欧洲的知识界》，29页。
(19) 参见B．Witte：Walter Benjamin：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p．28。
(20) Correspondence，p．68．
(21) B．Witte：Walter Benjamin：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p．30．
(22) G．Scholem：Walter Benjamin：The Story of a Friendship，p．12．
(23) W．Benjamin：One-Way Street and Other Writings，p．306．
(24) Correspondence，pp．75-76．
(25) W．Benjamin：One-Way Street and Other Writings，pp．307-309．
第三章 朔勒姆和犹太教
自1915年起，本雅明与朔勒姆相交，结下毕生友谊。现在保留下来的本雅明写的信件近600封，其中近300封是写给朔勒姆的。朔勒姆对本雅明的思想发展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格雄（格哈德）·朔勒姆（Gershom［Gerhard］Scholem）生于1897年，比本雅明小5岁。朔勒姆家庭与本雅明的家庭有相似之处，都属于同化的犹太资产阶级。朔勒姆的父亲从事印刷业。他大概没有本雅明父亲那么富有。优裕的生活条件使本雅明毕生保持着大手大脚的奢华作风，长期依赖家里的供养。朔勒姆认识本雅明后，对本雅明满不在乎地向父母伸手要钱而感到惊讶。
朔勒姆在中学时代就加入了一个犹太复国主义青年组织“青年犹太”。本雅明在1912年也开始接触到犹太复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当时几乎成为德国犹太知识青年迟早都会遇到的一种可能的选择。这不是偶然的。
犹太人在德国的合法地位是极其暧昧的。正如后来有人指出的：同一时期的德国很难或者说不可能出现德雷福斯案件，但这并不意味着德国犹太人的处境优于法国犹太人。情况恰恰相反，首先，德国犹太人没有任何可能性像德雷福斯在法国那样成为军队总参谋部的成员。其次，开明的德国知识分子对待犹太人的态度比起法国同道来要更暧昧：像韦伯和迈内克（Meinecke，著名历史学家）这样的人反对德国上流社会传统的反犹太主义，但是他们论证自己反对立场的方式在法国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在法国，知识分子普遍接受启蒙思想，根本不认为犹太人和基督徒有什么差别。而在德国，即便是开明的知识分子也强调二者在宗教和种族上的差异。(1)更不用说持强烈种族主义观点的人了。德国民族主义历史学家特赖奇克（Treitschke）的名言是：“犹太人使我们遭到灾祸。”每当经济危机或衰退发生时，就会出现反犹太主义的浪潮。各种反犹太人联盟和党派也纷纷出笼。
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里，德国犹太人自身也面临着精神危机。他们不断地在希望和失望这两个极端之间摇摆。尽管同化过程仍在继续，但是它的限度变得越来越明显。正是这种精神危机给犹太复国主义在德国的传播提供了土壤。但是德国犹太知识分子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各不相同。有些犹太知识分子强烈地寻求犹太人特性，他们接受了犹太复国主义。而许多人已经通过语言媒介接受了德国现代文化，对于无法追忆的古老过去已毫无兴趣。他们更接近基督教信徒，而远离犹太教经典《塔木德》的盲信者。(2)
朔勒姆属于前一类。他阅读了几部犹太人历史后，认为自己的家人和周围熟人都是在自我欺骗，因此从14岁起就投身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本雅明基本属于后一类。他深受德国文化的影响，他的普世主义倾向使他拒绝任何文化特殊主义。他最初接触了一些犹太复国主义者后，对他们持批评态度：“他们的人格深处绝不能用犹太特性来界定；他们宣讲巴勒斯坦，但是喝酒时却像德国人”。而且，由于他疏远任何政治运动，他批评“犹太复国主义是政治组织的事业”。但是，他也开始注意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承认犹太教的文化意义：“我是一个犹太人。如果我活得像一个自觉的人，那么就要像一个自觉的犹太人。”“在我看来，犹太教本身绝不是目的，至多是精神的最杰出的载体和代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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