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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雅明思想肖像_刘北成【完结】(49)

  实际上,到这个时候,本雅明已经中断了巴黎拱廊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把完成该项计划的时间推迟到将来”。但是,他成为“最伟大的德国文学批评家”的理想正接近于实现。他的《德国悲剧的起源》已正式出版。自从莫斯科归来后,本雅明开始在两个最重要的文学刊物上发表文学评论文章。到他流亡为止,先后共发表200多篇。而且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把书评变成了一种兼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文体,提高了文学评论在德国的地位。

  自1929年8月起,本雅明还担任了柏林电台和法兰克福电台的记者和撰稿人,共写了85篇广播稿,其中包括广播剧、城市介绍、文化名人介绍等。

  贯穿本雅明的文学评论的一个基本思想是,揭示知识分子的实际地位,打破笼罩着他们的虚假意识。他在1930年发表的一篇书评《知识分子的政治化》表明了这种立场。这篇文章的评论对象是社会学家克拉考尔的研究著作《雇员》。本雅明认为,克拉考尔对柏林雇佣状况的分析就包含着揭穿虚假意识的目的。后者发现了雇员无产阶级化的经济状况与其受陈腐的资产阶级文化模式所支配的意识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本雅明认为,这种差异正显示了雇员自我异化的程度。如果说克拉考尔的本意是提供关于一个被忽视的社会现实的资料,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讨论,那么本雅明则把克拉考尔的研究提升到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理论高度,认为:“这项研究一般被视为可能具有政治影响,即蛊惑影响,但其实它会否定这种错觉。”在这项研究中包含着“一种建设性的理论教训。这种理论教训既不是面向势利之徒,也不是面向工人,而是要达到某种真实的、可证实的东西,即作者本人阶级的政治化。”也就是说,类似的文字作品,其读者是知识分子,其影响仅在于提高他们对自身社会地位的理解。本雅明在评论中借用波德莱尔诗作《拾垃圾者的酒》中的形象,勾画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知识分子的社会特征。他指出,克拉考尔就像“一个在灰暗的清晨里拾垃圾者,用自己的叉棍戳拾语言的破烂碎片,翻弄它们——嘴里嘟嘟囔囔地抱怨着,却毫不停歇,就像一个微不足道的醉汉——把它们挑进自己的小推车里,也不无嘲讽地让这些褪色的布片中的一片或两片,如‘人道’、‘内心’或‘深度’等随晨风飘舞。清晨——革命之日的灰色黎明,一个拾垃圾者。”(7)拾垃圾者是本雅明赋予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的一个形象比喻。在本雅明看来,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在导致疯狂的破坏,把人类文明打成碎片,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正在成为即将灭绝的物种。知识分子被资产阶级社会所排斥和异化,但也不可能无产阶级化。他认为:“即使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化,也绝不会产生一个无产阶级。为什么呢?因为资产阶级从他(知识分子)的童年起就赋予他一种文化形式的生产工具,这就驱使他基于文化特权而与自己的阶级休戚与共,或者更重要的是,使资产阶级感到与知识分子的休戚与共。”(8)在他看来,由于不稳定的经济状况,知识分子实际上已沦落为与失业者相似的“流氓无产阶级”,而克拉考尔的研究正是“不愉快意识的典型体现”。

  在一系列评论中,本雅明特别强调,革命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是,抵制民族社会主义,即法西斯主义对知识分子的诱惑。1930年德国作家恩斯特·荣格尔(Ernst Junger)主编的论文集《战争和战士》出版。荣格尔等人鼓吹一种摆脱了前辈的唯心主义和理性主义、基于“历史现实主义”的德国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应该高扬“纯粹战争”所展示出来的英雄精神。他们哀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士行业特有的贵族因素遭到摧毁”。本雅明立刻发表书评《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批判文集的作者们把法西斯主义美学化。他指出,这些作者实际上是德国国防军的开路先锋,是法西斯主义军人精神的鼓吹者。

  本雅明揭示了荣格尔等人的战争观的荒谬性。首先,尽管这些作者亲身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且是基于这场战争的经验来讨论战争问题,尽管他们喜欢谈论“现实”,但他们却把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一般战争混淆起来,无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具体历史性质。现实是:“社会现实并没有准备把技术变成自己的器官,而技术也没有强大到足以控制社会的原始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巨大的技术力量导致“最粗暴、最恐怖的”帝国主义战争:“毒气战显然泯灭了平民和战斗人员的区分。国际法的这一最重要的基础因而被废除了。上一次战争已经表明,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完全无序的帝国主义战争,战争的方式很可能使之变为一场无休止的战争。”其次,这些作者把“为艺术而艺术”的原则转用到战争上,对战争所展示的英雄精神的幼稚迷恋导致一种战争崇拜;“(军人)制服代表了他们的最高目的,是他们内心最渴望的东西。使他们穿上制服的环境则无关宏旨”。

  本雅明分析了荣格尔等人的民族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联系。他指出:“战争——他们在这里喋喋不休谈论的‘永恒战争’——被说成是德国民族的最高表现。”这种情绪乃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后果。对于德国人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是一场实际的战争,更是一场失败的战争。因此产生一种倾向,即把失败看得比战争更重要。战争对于一些人来说没有结束。他们抗议衰败颓废,也抗议上一次战争的平民性质。荣格尔等人赞扬具有英雄精神的战士,鼓吹造就新型战士,实际上是指“依附性的法西斯主义阶级战士”。这些作者所谓的民族实际上是指“得到这个阶层支持的统治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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