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怪诞的收藏者是从过去的碎片中搜集各种残片。在打破传统和这种收藏者形象之间有一种紧密联系。这可能最清晰地体现在这样一个乍看令人惊讶的事实中：可能以前从未有过一个时代像我们这个时代那样把古旧物品——其中许多早已被传统遗忘了——变成普及教育的资料，把成千上万的复制品交到学童手中。这种方式的古代文化复兴是20世纪20年代从欧洲开始的，从40年代起在没有传统的美国表现得特别明显。在欧洲，最初的发起者是那些最明确地意识到传统断裂的不可弥补性的人。例如，在德国，当然不仅在德国，第一个也是最著名的人是马丁·海德格尔。他在20世纪20年代的非凡的和超前的成功主要是因为他“倾听不委身于过去而思考现在的传统（的声音）”(28)。尽管本雅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比起他和他的马克思主义朋友们在微妙的辩证法方面的共同点，他实际上和海德格尔有更多的共同点，即对后来饱经大海沧桑变成珍珠和珊瑚的活生生的眼睛和骨骼十分敏感，只有用新思想的“致命冲击”来解释它们，打破它们的前后联系，才能挽救它们，把它们提升到现在。正如前面引用的论歌德一文的结束语颇有卡夫卡的风格，下面出自1924年本雅明给霍夫曼斯塔尔的一封信中的文字也使人想起海德格尔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写的文章：“指引我的文字活动的信念……（是）每一个真理都在语言中有自己的家，自己的祖传宫殿，这个宫殿是用最古老的‘语词’（Logoi）建造的。各种知识的见解都将屈从于以这种方式为根基的真理，只要它们实际上像流浪者一样在语言领域里到处活动，相信语言的符号性质——那种信念会造成它们的术语的不负责任的武断性。”（《书信集》第1卷，329页）按照本雅明早期论语言哲学的著作，语词是“一切对外沟通的对立物”，正如真理是“意旨的毁灭”。凡是寻求真理的人就像寓言中想窥视埃及古城赛斯被遮盖的画像一样。“这不是由于被揭开的是某种神秘恐怖的画面，而是由于真理的性质。在真理面前，即便是纯粹的探索之火也会仿佛在水里一样熄灭。”（《选集》第1卷，151、152页）
从论歌德的文章开始，引文就处于本雅明每一部著作的中心。这一点使本雅明的著作有别于其他各种学术著作。在其他人的学术著作中，引文的功能是论证所提出的观点，因此可以放在注释里。这在本雅明那里是不可能的。当他撰写关于德国悲剧的论文时，他自称搜集了“极其系统、井然有序的600多条引文”（《书信集》第1卷，339页）与后来的笔记本一样，这种搜集不是积累旨在便于论文写作的语录，它本身就是主要工作，而写作是次要的。主要工作就是把片断从原来的上下文中撕扯出来，然后重新安排它们，使它们相互说明，从而能够证明它们在一种自由流动状态中的“存在理由”。这显然是一种超现实主义的蒙太奇。本雅明的理想是创作一部完全由引文构成的著作。这部著作应该镶嵌得极其高妙，以至于可以不要任何附加的文字。这给人的印象是走极端和自我毁灭的异想天开。其实不然，正如同时期的超现实主义试验也是出于类似的动机。但是由于作者的附加文字是必不可少的，这就需要使这些文字能够有助于保护“这种研究的意旨”，即能够“用钻探而不是开凿的方法……来探测语言和思想的深度”（《书信集》第1卷，329页），只要不是用提供因果联系或系统联系的解释来破坏一切。在这样做时，本雅明完全懂得，这种“钻探”的新方法会导致某种“对洞察力的强求……但是这种不够文雅的学究气毕竟优于今天几乎普遍的假造观点的习惯”。他也很清楚，这种方法必然是“导致某种晦涩的原因”（《书信集》第1卷，330页）。他最关心的是如何避免凡是能够使人想起移情的那种东西：仿佛每一个研究对象都预先有一种准备或能够传递给读者或观众的信息：“任何诗歌都不是为了读者而写的，任何绘画都不是为了观众而画的，任何交响乐都不是为了听众而创作的。”（《翻译者的任务》）
本雅明早年写下的这句话可以看做他全部文学批评的座右铭。请不要把这误解成又一种达达主义式的挑战，即有意冒犯已经习惯于各种纯粹心血来潮的意外效果和“恶作剧”的观众。本雅明在这里讨论的是思想方面的事物，特别是具有语言性质的事物。在他看来，这种事物“保留了它们的意义，而且可能是最主要的意义，只要它们不是一定要完全与人有关。例如，我们可以谈到一段不能遗忘的生活或时刻，即便所有的人都已经把它遗忘。如果这段生活或时刻的性质要求它不应被遗忘，那么这种说法不是意味着一种虚假，而仅仅意味着一种人们没有实现的要求，可能也是指示着一个它在其中被实现的领域：上帝的记忆”（同前）。本雅明后来放弃了这种神学背景，但没有放弃这种理论，没有放弃以引文的形式获得精华的钻探法——正如人们钻孔到深藏于地下的水源来取水。这种方法类似于现代方式的招魂术，现在出现的鬼魂必然是出自过去的精粹，因为它们经历了莎士比亚所说的从眼睛到珍珠、从骨骼到珊瑚的“大海沧桑”变化。对于本雅明来说，摘引就是命名；能够揭示真理的是命名而不是讲述，是语词而不是句子。在《德国悲剧的起源》的前言中，本雅明把真理说成是纯粹的听觉现象：应被尊作“哲学之父”的“不是柏拉图，而是亚当”，因为他给万物命名。因此，传统就是使这些命名的语词能够流传的形式；传统也基本上是一种听觉现象。他觉得自己之所以特别亲近卡夫卡，正是因为与各种流行的说法相反，卡夫卡“没有高瞻远瞩的能力或‘预言眼光’”，而是倾听传统，“他是努力地倾听而不去看”（《关于马克斯·勃罗德关于卡夫卡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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