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喜欢把城市描述为“小世界”，在那里历史的各种意义被微缩成一幅物体的拼贴画。他描述了城市世俗生活的革命含义，把街谈巷议转变成激烈的格言，破解每一个拾来之物（Objet Trouve）中潜藏的真义。因此，在本雅明那里，传统的神圣启迪的观念让位给更民主的世俗启迪的观念。更准确地说，后者具有神圣启迪和世俗启迪二重性质。本雅明呼唤一种关注方式和一种读解方法。它们既应该像神圣事物所要求的那样强烈和精细，同时也能适用于世俗的存在。通过这种方式，神圣性应能在世俗事物中得以揭示，世俗性也应能在神圣事物中得以揭示。这可能是本雅明的工作中最关键的思想。他认为这将导致一种有启发性的努力，“甚至凭借历史存在的最不显眼的附属物和被遗弃物来建立历史的意象”。或许这也就是为什么本雅明的许多作品都是关于童年的零散回忆或在马赛、那不勒斯、莫斯科、柏林、巴黎以及他躲避时间的巨大压力而暂时寻找的其他避难之处的偶然经历。这也解释了他为什么迷恋“细小事物”的原因。例如，他的朋友朔勒姆曾谈到本雅明是如何被巴黎克吕尼博物馆犹太人展室中两颗麦粒所吸引，“一个犹太同胞在那上面镌刻了完整的犹太教舍玛”。另外，正如阿多诺所说的，本雅明怀有一个雄心：写一部完全由引文构成的书。再有，他的全部著作都显示了一种对他自己所说的“思想片断”的独特迷恋。这些思想片断往往是用格言、箴言和精练的短语的形式来表达的。
本雅明认为这种“片断”方式能够实现他追求“无意图言语”的愿望。所谓“无意图言语”是指那种摆脱了正规话语的手段—目的的实用主义的言语。他把自己当做一个词与物的收藏者。而且他还把收藏者的使命与革命者的使命相提并论。他认为，这二者都梦想着以自己的方式“不仅进入一个遥远的或逝去的世界，而且同时也进入一个更好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人们所获得的并不仅仅是他们在日常世界里所需求的东西，而且物体摆脱了被斥为无用的责难”（《文集》第1卷，1955）。从传统上看，这种无利害关系的沉思角色是由对神圣对象或艺术品的宗教“崇拜”来承担的，这种宗教崇拜使物品罩上了属于彼岸世界的差异的“灵韵”（aura）。而资本主义则正如马克思敏锐地指出的是用市场商品“拜物教”来压榨这种角色。本雅明认为，收藏者与这两种态度相反，是在把物品从功利主义习俗中拯救出来，使之成为自主的存在。汉娜·阿伦特在英译文选《启迪》的著名导言中强调了本雅明思想中的这一明显特征：
一个收藏物只有一种非专业的价值，没有任何使用价值。……而且由于收藏活动能够集中于任何类型的物品（不仅仅是艺术品。艺术品总是能够脱离日常的有用物品的世界，因为它们没有任何用途），因而也就拯救了物品，因为它不再是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是具有内在的价值。本雅明因而能够把收藏热情理解为一种近似于革命热情的态度。……收藏是物品的拯救，也是对人的拯救的补充。
但是本雅明承认，与这种收藏者隐喻一样，阅读活动的解释实践也冒着陷入神秘主义的危险。他警告说，“文人生活”有可能变成“纯粹在精神的标志下生活，正如妓女纯粹在性的标志下生活”。另外，本雅明认为，这种陷入超现实的想象世界从而抛弃历史性世界的自我禁闭，乃是现代性的最大诱惑之一。极而言之，这是一种自杀倾向。本雅明指出：“现代性向天然具有生产冲动的人所提供的这种抗拒方式超出了人的能力。”“如果一个人日益感到厌倦，在死亡中寻找避难所，这是人们不可理喻的。”在现代性的支配下，自杀往往是“一种标志着英雄意志的行为”。1940年，为了逃避纳粹的迫害，本雅明试图从法国逃到西班牙。当他发现边境关闭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边境警察对本雅明的自杀感到震惊，因此让与本雅明同行的流亡者安全通过。
如果自杀是异化的个人的一种极端选择，那么在本雅明看来，恐怖主义则是异化的群体的一种现代的绝望选择。本雅明认为，这两种反应表达了某种末日悲观主义。他在1931年写的《破坏型性格》一文中有这样一段醒目的文字，预言了现在兴起的“恐怖主义”运动：
任何想象都不能激励破坏型性格。他几乎没有什么需求，几乎也不知道有什么将会取代已经被破坏的东西，首先至少暂时是物曾占据过的或受害者曾生活过的空虚空间。……破坏型性格从事着自己的工作。他所避免的唯一工作是创造。创造者寻求孤独，而破坏者则必须总是被人们包围着，以见证他的效率。破坏型性格是一个信号器。三角测量标要面对八面来风，他则要面对各方的谣言。（他）不在乎人们是否理解他。他对这方面的努力不以为然。被人误解并不能损伤什么。相反，他还挑起这种误解。……破坏型性格是凭着情感生活，与其说生活值得生活，不如说自杀不值得烦恼。
或许是由于感到烦恼，在最终面对当代绝望之墙时，本雅明选择了他认为是更高贵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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