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未至，势未成
为了解决边塞地区转输粮草的难题，张齐贤还在端拱二年，在代州置屯田，为边塞后勤保障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
当初第一次北伐时，张齐贤就持反对意见，曾经触忤太宗，不料一次、二次北伐全都失败，太宗意识到张齐贤所言有理，于是多次自我检讨，承担起“雍熙北伐”战败的主要责任。所以，当“老于边事”的杨老令公也没有了时，晋北防御问题就凸显出来。
晋北怎么办？
大宋怎么办？
太宗想起太祖赵匡胤当初对张齐贤的推荐，于是，老老实实地向张齐贤请教“御戎计策”，抵御契丹的战略规划。
但张齐贤已经没有什么“计策”。这不是他无此智慧，恰恰相反，他正陷入在“智慧的痛苦”中。举朝没有足以对付萧太后、耶律休哥的人物，这个总体态势，张齐贤有感觉，除了张洎、田锡等少数人外，举朝很少有人能懂。大宋在太宗一朝，在“收兵权”的逻辑转换为“抑制武将”之后，将帅们已经很难自由地呈现军事天才。何况，隐秘状态下的“将帅不和”，已经成为大宋武略的痼疾，这是人性的弱点，圣贤再生也无奈。而且不便于说破，说破，于己无益，于事无益。于是，当太宗这个自负深通兵法、演绎“平戎万全阵图”的帝王，在深自愧悔中，“不耻下问”时，张齐贤有了难堪——他不能将自己的感觉说出来，但也确实拿不出更智慧的“计策”来实现大宋志在恢复汉唐旧疆的梦想。
邦国未来之军政，他唯有求助于“乘势”“乘时”，以自我安慰。而现在，“时未至，势未成”。于是，时任左谏议大夫、签书枢密院事张齐贤先生，在太宗向他请教边事时，反过来向太宗请求驻守边关，愿意权知代州，顶替杨业的位置。于是，有了这一役“代州保卫战”。
唐河之战
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北伐遭遇岐沟关大败之后，宋与契丹并未停止战争。到至道三年（997）太宗驾崩之前，近十年间，够得上规模的大战，可以约略统计为“契丹攻宋束城之战”“契丹攻宋唐河之战”“契丹攻宋易州之战”“宋攻契丹徐河之战”“契丹攻宋子河汊之战”“契丹攻宋雄州之战”“契丹攻宋永安之战”等。期间，太宗还要对付四川的“王小波李顺起事”“焦四起事”“宋斌起事”，以及令人头痛的西夏反复无常的犯边。但这期间，契丹日子也不好过，除了对付大宋的七场战事之外，还要另外经历着“契丹与高丽之战”“契丹与党项之战”，以及更多的对付内部叛乱的一场场小规模战事。十年十几场战事，两国间的这类紧张与痛苦，渐渐令双方的政治家们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战争，是必需的吗？
大宋在地缘政治上的最高理想是“恢复汉唐旧疆”，次一级的理想是收复石敬瑭的割地“燕云十六州”；契丹地缘政治的最高理想是“占据黄河以北”，次一级的理想是收复周世宗夺去的“关南之地”。目前，各自暂时为了达到次一级的地缘目的而战。
到了宋真宗时期，契丹萧太后，大宋真宗帝，各自想明白了：各自的最高理想根本不可能达到；各自的次一级理想也不可能达到。如果都不可能达到，那么，就可以不要战争，于是有“澶渊之盟”。
但在各自还没有想明白之前，拉锯战式的战争，或战争冒险，就成为一种自以为是的政治选择，于是，紧张与痛苦，不可避免。
“契丹攻宋束城之战”，发生在雍熙四年（987）春正月。这是“岐沟关之战”后，大宋与契丹的第一场战事，契丹国主耶律隆绪率主力主动来攻宋境，带有明显报复性质。
束城，在今天的河北河间东北方向，守卫不利，被契丹攻破，纵兵大掠。随后，大兵又来到文安，派人招降，文安不从，又被契丹击破，将城中丁壮全部杀光，俘虏老幼而去。文安一战，几乎成为空城。
耶律隆绪回到幽州，也即他们的南京，在元和殿，大赏将士。
到了春天，耶律隆绪还到长春宫去赏花钓鱼，以牡丹花遍赐近臣，欢宴了好几天。契丹上下，一派好心情。
大败大宋，让契丹振奋。耶律隆绪感到萧太后功高无比，于是在南京也即幽州，率百官给萧太后上了个尊号：睿德神略应运启化承天皇太后。群臣又恭维耶律隆绪也不简单，也上一个尊号：至德广孝昭圣天辅皇帝。
与此同时，契丹开始有了乘胜攻宋的谋划。
大宋，则经历了悲情时刻。
宋太宗下诏，赦免雍熙北伐中战败的将士之罪，掩埋暴露的尸骸，死于阵战的士卒，都给予了抚恤金；文官武官的烈士子孙都被录用为官，享受国家补贴。另外还蠲免了战火为害最重的河北农民所应交的租税，具体安排是：被契丹蹂躏的地区，三年免租税；宋师所过地区，二年免；其余地区，免一年。
正做着汉南国王的钱俶，在岐沟关护驾有功，为武胜军节度使，徙封为南阳国王；不久，又改封为许王。
大宋已经开始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契丹则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于是，半年多之后，契丹自以为准备妥当，在耶律隆绪的率领下，开始了“契丹攻宋唐河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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