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能够发现人才、举荐人才。史称郭贽“性温和，颇能延誉时隽”，性情温和，很能为贤人传扬美名。后来与名相李昉等人共同编辑《文苑英华》的大宋文豪宋白，就是郭贽引荐给朝廷，后来成就一番事业的。名臣赵昌言很小的时候，郭贽看到他，“一见器之”，第一次见面就非常器重他。等到郭贽掌管科举，特意在奏名的时候，将赵昌言排在第一个。以后，赵昌言果然做出一番有声有色的事业。延誉时隽，举荐人才，是传统人格中的道义所在。郭贽有道。
但史书给郭贽的评价一般，特别是他的晚年，总想着做生意，又吝啬，在国家大事方向上，几乎没有什么贡献，史称“晚节不事事”，晚年几乎不做政事，舆论因此对他有讥评。“不事事”，正是“疲软不胜任、惰慢不亲事”的“老好人”官员写照。这类性格做国家副总理，估计没有什么戏看。这样来看，赵炅讽刺他的“愚直”，是看透了他的为人，当初罢免他的参知政事，合宜。
藩帅移镇
“政治英雄”，无人能省略杀伐手段。
严复评价黎元洪有言：“黎公道德，天下所信。然救国图存，断非如此道德所能有效。何则？以柔暗故！遍读中国历史，以为天下最危险者，无过良善暗懦人。下为一家之长，将不足以庇其家；出为一国之长，必不足以保其国。”意思是说黎元洪因为“柔暗”，还不足以救国图存。读中国史可以看到，过于“良善暗懦”之人，甚至很危险，做家长，无能庇护其家；做国君，不可保护其国。
这段话讲述了政治家的责任伦理：道德完美，不是政治家的图腾，如果这个政治家缺乏足够的洞察力（无洞察力即暗）、决断力（无决断力即柔），决断，就要用到杀伐手段。此类道理展开来说，需要相当篇幅，简言之，政治性杀伐手段与人类的复杂性有关，有其合理性、合法性和正当性。故历代合法政府，有限暴力的参与是结构性存在，必不可少。推演天下秩序，没有任何一种类型的政府能够省略暴力，尤其是有限暴力。
有意味的是，太祖太宗虽然不可能放弃有限暴力，但他们在一些具有转型意义的大事件上，还是尽可能地减少暴力烈度，将国家暴力控制在尽可能道义正当的范围内。宋太祖在攻伐南唐时，曾说宁肯不要江南，也不许胡乱杀人。宋太宗在攻伐北汉时，担心攻城正酣的将士入城后屠城，竟然在就要破城时，下令暂停攻城。这种敬畏生命的政治家，在道义与功绩之间，将权重压向了道义一边，是永远值得后人敬重的。吾土至为深沉义重的道德传统，在这里，值得恒久性地予以历史表彰。
但政治家不可能省略杀伐手段。太宗赵炅的杀伐，像赵匡胤一样，像一切富有道义感的政治家一样，恒指向罪恶与邪僻。
当初马仁瑀与李汉超闹矛盾，赵炅“令”二人“置酒讲解”之后，还是不放心。出于防患未然的考虑，他又对马仁瑀做了调动，要他从防地霸州换防到辽州（今山西左权）。边帅换防，相当于过去的藩帅移镇，都是将手握重权的武夫从一个“熟地”调往“生地”。过去的藩镇最怕移镇。马仁瑀的换防，对新科皇帝赵炅来说也是一招带有“胜负手”的策略安排。但赵炅为了安抚马仁瑀，还另外做了一件大事：处理赵匡胤的小舅子王继勋。
处决皇亲王继勋
王继勋是马仁瑀的死对头，又是太祖王皇后的亲兄弟。此人在洛阳期间，买卖奴婢，虐待奴婢，凌迟奴婢，还将奴婢们当作牛羊猪肉，煎炒烹炸了吃掉。这样吃了一百多人。这个恶人的故实，已经见于《大宋帝国三百年》第一部《赵匡胤时间》。太宗当朝，按照大宋《刑统》，将这个皇亲正法。此事一举三得：伸张了正义，震慑了恶人，安抚了马仁瑀。天下士庶看到：即使是皇亲国戚，触犯大宋法律，也必将依法得到惩处。
处决王继勋，应该是太平兴国初年的一件大事。
顺便说，太祖时，碍于皇后身份，只给了王继勋降职罚俸的处分。但这很可能是故意留下一个破绽，要三兄弟赵光义也即赵炅来收拾。赵匡胤栽培赵光义处甚多，生时不立太子，是给三弟预留了前途；生时不取才子张齐贤，是给三弟预留一个“天子门生”；生时不动“封桩库”钱帛，是给三弟预留收复燕云十六州的财政支持；生时不处理王继勋，也有可能是预留一个政治大案给三弟，以此为三弟“立威”……将这类故事连缀起来看，线索分明。
闲话表过不提。且说赵炅，他期待五代以来的藩镇习气能够得到彻底抑制，解决还占据于一隅的吴越国问题、清源军问题，更要解决顽固地据守于山西的北汉国问题、横蛮霸占于燕云十六州的草原帝国问题！他梦想从此有一个富饶而又强大，足可媲美汉唐的大宋帝国。
如此，国家治理必须惩治贪腐与恶官。道义之邦，不能容纳蠹虫害民。史称“上注意治本，深惩赃吏”，太宗注意治国之本，对赃吏惩治很严厉。他曾下诏说：自太平兴国元年十月乙卯以后，京官、幕职、州县官，凡属于国家官员者，只要犯有贪污罪名，发配边远诸州者，即使遇到国家大赦，赃官们所在的州县，也不得放还他们，以前逢赦已经放还的赃官，各地有关部门不得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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