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对财富需求的节制，也因为他懂得民生不易。
传统道义中，节俭，尤其是官员的节俭，具有“民生”的意义。有记载说，朝廷经常会有赐予，而赐予的财帛器物，往往就由有司派员直接送到府上。而王府家人得到这类宫廷赏赐后，喜欢在大厅中迤逦摆开，慢慢欣赏。这也是人之常情，王旦不愿意拂逆；但他不愿意像个守财奴一般，点检、看视。有一次，他闭上眼睛，听凭家人欣赏，自己叹息道：“生民膏血，安用许多？”
于是，他在朝官外放时，总不忘当面训诫他们：爱惜民力。
到了垂暮之年，正是老人贪财的年龄时段，但他有一次面临真宗皇帝给他的巨额赏赐，上表谢绝了。表章中说：“已恨多藏，况无用处？”臣已经很遗憾，家资太多了，何况这类赐予，对臣没有什么用处。真宗不允，他最后还是没有接受。
他平时自奉非常俭约，吃的、喝的都不多，史称“饮啖全少”“清苦如此”。
不信“怪力乱神”
王旦，在真宗朝执政十八年，为相十二年。“天书”降临时，他是总管，天书仪仗使；封禅大典时，他是总管，大礼使；玉清昭应宫建成时，他也是总管，玉清昭应宫使。他从头参与了真宗一朝“神道设教”活动。天禧元年（1017）因为病重罢相，但以太尉职务继续掌领玉清昭应宫使。当年深秋，王旦病逝，赠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魏国公，谥文贞。文贞，与文正相近，都属于一等一的谥号。有人认为王旦谥号是“文正”，误。是因为初谥“文贞”，但他死后，宋仁宗践祚，与仁宗名“赵祯”犯讳，故在书写时改为“文正”。
王旦临终时最后悔的事，就是未能阻止真宗“神道设教”系列行为。
王旦病重，真宗亲手调制汤药给他，派内侍一天到王府三四次来探望，给他送来宫中的山药粥。王旦告诫子弟说：“咱们老王家，一向盛名清德，你们应致力于俭朴，以此保守门风，不要过于奢侈。我死后，不要厚葬，黄金财宝不得入棺。”王旦留给家人最后一句话是：“我别无过，惟不谏天书一节，为过莫赎！我死之后，当削发披缁以敛。”
王旦非常后悔参与从“天书”开始的一系列“怪力乱神”活动，这些都与他受过的圣贤教育相距太远。所以，想用死后削发，按照僧道模样入殓，来消除俗世罪愆。但是后来儿子听从了时贤的意见，没有这么做。
王旦不信“怪力乱神”。当初，他中进士及第后，出任平江（今属湖南）知县。据说，当地官舍一直有怪物占据，而且还时常弄些恶作剧出来，使人无法居住。王旦到任前一晚，看守官舍的官员听见群鬼呼啸，说：“相公到了，我等该避开离去啦！”据说从此怪物绝迹。
这类传说映射出的，不仅仅是“以正压邪”的评价，也包含了对王旦不信“怪力乱神”的清醒认识。
王旦做事谨慎，对人也很有一点识别能力，往往有预见。
大中祥符五年（1012）时，真宗曾经梦见赵氏始祖赵玄朗，据说他是“人皇”九人中的一人，曾经转世为轩辕黄帝；到了后唐时，奉玉皇大帝之命，赵玄朗于七月一日再次降世，主管赵氏家族，总治下界。于是，赵玄朗被真宗封为“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庙号“圣祖”。为此，“玄朗”二字还成为后来的汉字避讳，名将杨延朗就为此改名为杨延昭。赵玄朗的夫人也被真宗追尊为“元天大圣后”。即将建成的玉清昭应宫，主要是奉祀玉皇大帝和“天书”，它的后殿，就成为祭祀赵玄朗的正殿。但为了崇奉这位“圣祖”，特意在兖州界的曲阜附近建造景灵宫，祭祀轩辕黄帝也即圣祖赵玄朗。
王旦，就出任“景灵宫朝修使”，负责到兖州去监修景灵宫宫观。
与王旦同行者为宦官周怀政。此人乃是真宗朝最重要的大宦官，精明果敢。他在后来真宗病重时，联系当朝重臣杨崇勋、杨怀吉，密谋刺杀佞臣丁谓，拥立仁宗皇帝，奉真宗为太上皇，最后事泄，被杀。
王旦很可能预感到了此人气场的某种危险性，或者也因为他是一个宦官，不愿意落一个“交结内侍”的污名，所以，一路上对他始终保持敬而远之的姿态，不做私人情感联络。周怀政倒是很愿意结交这位名动天下的宰辅，所以有时候会找由头“请见”。王旦得到门人通报，就要随从们都来陪见，而且他会在后堂一本正经冠带整齐，等随从们都到了，他才出来到大厅接见周怀政。
人们都认为王旦这种以礼相见、不通私情的做法有点过。但是后来周怀政“谋逆”事发，人们才意识到王旦的深谋远虑和识人之明。
与危险的人、倒运的人、小人相处，都需要特殊的智慧。王旦此案，可以给予涉世不深的君子以启发。
王旦虽然不及李沆那般富有洞察力，但对人的识别也超越流俗甚远。
他的好友大才子杨亿，有一次论及正在风头上的丁谓。王旦说：“丁谓才能不凡，但治理朝政之道就未必。将来他居于高位，如果有德者能帮助他，可以保终身吉祥；如果他独揽大权，必为自身牵累。”后来的事实，证明了王旦的预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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