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旦厌恶丁谓，对他耗费公帑，推动玉清昭应宫的建设，更心怀不满，但碍于真宗“神道设教”的“总体设计”，他无法中止此事，并且还要跟着一块推动，因此，内心极为郁闷。到了玉清昭应宫建成，丁谓令人准备酒食在宫观门前的帐幕中，为游人免费提供。但游人越来越多，负责饮食的官员备下的各类免费食品质量很差，史称“多薄恶，不可食”。于是有人到丁谓这里来投诉。
丁谓就到相府宰辅办公室向王旦请示应该怎么办。
丁谓说了一遍，王旦不答。
再说，还是不答。
连说三四遍，王旦就是不答。
丁谓此时已经做到参知政事，副宰相，只比王旦官低一级，他见王旦如此“傲慢”，不禁鼓勇变色，质问王旦：“相公何以不答？”
王旦这才徐徐回他：“此地不是与人理会馒头夹子处。”
中书省、政事堂，这个地方是讨论军国大事的地方，不是跟人讨论馒头、夹子、二锅头的地方。
丁谓对王旦怀恨在心，多次败坏王旦。
但是王旦德高望重，丁谓要扳动王旦，还没有可能。丁谓也是权谋家，王旦直道而行，要抑制丁谓，也有难度。最后让丁谓倒霉，替王旦扳倒丁谓的，是另一位谋略家，王曾。这是后话。
祸害大宋的“五鬼”
丁谓并不是邪恶之徒，此人治国有术，关注民生，也忠心耿耿；但他在史上的地位，以及史家的评价，却很低。
他是大宋帝国第二十位宰相。与他先后出任宰相的王钦若一样，也是南方人。前此十八位宰相都是北方人。地域不同，是否存在着气质上的差异？是史上聚讼不已的问题。宋太祖似不相信南方人，所以他有遗训：“不得令南人为相。”但真宗不信这个，他越过了太祖的这一道“家法”，连续任命两位“南人”为相。真宗以后的大宋，南人为相的数量超过了北人。事实应该是，自从真宗之后，太祖“遗训”并没有得到“贯彻执行”。但令人讶异的是，真宗朝这两位“南人”，加上林特、陈彭年、刘承珪，被时人虐称为祸害大宋的“五鬼”。似乎证实了太祖“遗训”的“远见”。
事实是否如此？
称之为“五鬼”的“时人”其实乃是“士人”，更具体说，它源于名相王曾的一次奏言。但因为王曾后来的影响力不下于王旦，故“五鬼”说得到了有效传播。但是，当我进入史料中检点这五位大宋名臣时发现，“五鬼”这种评价，作为贬称、严论、“春秋笔法”，可能狠了点。
财务次官林特
且说林特。
林特出生在今天的福建，年少时聪明好学，曾在十岁时带着文章觐见南唐中主李璟。李璟很惊奇，当场出题让他作赋，林特顺利完成。于是被授命为兰台校书郎。进入大宋后，太宗时做到大理寺丞和陇州（今属陕西）通判。名相吕蒙正欣赏他，推荐为三司户部勾院通判。真宗朝时，有一位财政官员管理陕西盐政，有制度变革，地方褒贬不一。真宗就命林特调查此事并给出意见。林特送上来的报告认为：制度变革不佳，既不利民又不利国，请恢复旧制。真宗欣赏这个意见，擢升了他的官职。他在后来管理茶政时，又据实情做了制度调整，让宋代的茶税每年增加收入百余万。
林特从此进入大宋帝国的财政官员系统，成为丁谓的副手，在整个“神道设教”活动中，他都是跟随銮驾的财务次官。
工作中，他发现了丁谓的才干，出于内心的尊敬，他每次见到丁谓一定要施拜见礼，一天之中有时要见三次，每见一次就要拜见一次。这种毕恭毕敬被后人称之为“巴结”。丁谓得到知音，也很受用，于是对待林特也很关爱，总是在真宗面前推举他、表彰他。
王钦若颈上有个大肉瘤，人称“瘿相”；丁谓则长相很猥琐，像个猴子；林特更是身体瘦弱，弱不禁风。这几个人都是一副病态样子，却个个才华出众。林特精敏，做事称职，丁谓几乎离不开他。而林特虽然病弱，却没有请过一天病事假，每天伏案工作，对大宋财政状况了如指掌。真宗也很欣赏他。但史称此人“天性邪险，善附会”，与丁谓、王钦若结为“朋党”，对不满意的人物，就有了小动作。真宗有时要向林特咨询朝廷大事，他们几人就借此机会巧妙地诋毁中伤同僚，为人所惧怕，不知道他们会对皇上说些什么“谮毁之言”，于是，朝中有了“忧谗畏讥”之象。
翰林学士、工部侍郎杨亿，乃是当朝一等一的大才子，而王钦若、陈彭年也是不遑多让的才气纵横之人，互相间不免有了“文人相轻”的恶习。而杨亿从一开始就反对“神道设教”，虽然后来也参与，但那是不得已的违心介入。他与“五鬼”的对头寇准、王旦又是好友，这就让王钦若一伙儿对他有了不满。有记录说，杨亿做翰林时，曾有“新幸近臣”试图拉他入伙，对他说：“君子知微知章，知柔知刚。”意思就是要知道隐幽之秘，也要知道明显之势；知道该低头时低头，该耿直时耿直。
这是要他懂得进退之道，争取跟“我们”做成“同党”。但读过圣贤书的杨亿不吃这一套，于是“正色厉声”回答他们说：“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小人是没有羞耻没有仁心，不敬畏天道不施行正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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