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生性疏狂、简易，不拘小节，所在草原各帐不被人器重。萧太后令他统领羸弱士卒跟着大军南行。狼山镇战中，他取来一抹红布裹在头上，特意标显自我。将军掠阵，目标突出，是军中一忌，刀枪剑戟都会冲着显眼目标来，但他偏偏不怕。这位从未有过尊严的草原骑将，在马上挥舞弯刀，驰突而入，驰突而出，他的麾下也跟着将军进进出出，如暴风骤雨，史称“格杀甚众”。宋师吃了亏。萧太后阵后看得清楚，大喜。战后召他说：“卿勠力如此，何患不济！”爱卿如此尽力，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厚厚地赏赐了他。
草原铁骑的第一场胜仗虽然规模不大，却令萧太后和耶律隆绪大受鼓舞，但宋师前线司令傅潜，则出现了令人疑窦丛生的举动。
大敌当前，傅潜在元帅的位置上，却看不到元帅样子。他的辖区拥有八万宋师，堪称兵多将广，这在当时可能是大宋最雄壮的一支队伍。他这一生，最有名的事迹就是“拥兵自重，坚守不战”。
史上记载，说河北转运使裴庄最早看到傅潜“无将略”，认为将他安排在关南总司令的位置上，“恐失机会”。于是多次“条奏”，掰开了揉碎了，分析傅潜这个人，给真宗皇帝听，要他收回成命，改派他人守御关南。
这个意见似并没有被真宗接受。当时的枢密使王显与傅潜有私交，于是力保傅潜。这样，裴庄等人所上奏章往往先到枢密院，王显就按住不报，所以真宗一时没有听到反对意见，依旧任命了傅潜。大宋与契丹在真宗朝的第一场战役，出现局部失利，这个人员安排就成为直接的原因。傅潜，甚至是个隐患。
傅潜的司令部在定州，定州北部的几个边塞，多次飞书告急，拥有八万大宋精兵的傅总司令，却只管将定州城门关得紧紧的，不发救兵。麾下将军们只要慷慨请战，傅潜就“丑言詈之”，用羞辱的语言骂人。契丹攻破狼山镇之后，随后即引兵在方圆百里的地界开始抄略、抢夺，一些游动的草原骑兵似乎与傅潜有了默契，居然敢于放心大胆地进入河北纵深之处。史称“百姓惊扰”，这一片土地上的农民于是相互间扶老携幼避入城镇，四野看不到大宋乡民，农村，俨然成了契丹控制的区域，乃至朝廷的邮递也几乎不能通达问讯。
真宗了解到这个态势，于是多次派出使者从小道进入定州（大道不敢走，担心契丹游骑半路劫掠），督促傅潜会合诸路兵马合击契丹。关南大军的都监乃是名将秦翰，定州行营都部署（略相当于关南战时指挥部办公室主任）乃是享有威名的范廷召，二人都看不惯傅潜拥兵不前的做派，曾多次催促出兵，寻机歼敌。傅潜一概不听，反而“丑言”不少。惹得范廷召发火，也开始“丑言”反击顶头上司，他对傅潜说：“公恇怯乃不如一妪耳！”司令您胆小怯懦还不如一个老娘们儿！
傅潜似乎并不与之计较。
但范廷召不停地督促司令发兵。傅潜想来想去，从八万众中，分出八千骑兵、二千步兵给范廷召，要他从高阳关出兵，迎击来犯之敌。并商议定：只要前锋遇敌，定州这边就出动援军。——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傅潜根本就没有打算派出援军。我于是倾向于认为：傅潜这种做法，无异于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他就是要断送范廷召、断送大宋帝国这一万优秀儿女。
这做法很奇怪。
继裴庄之后，时任工部侍郎、集贤院学士的名臣钱若水，也从前线发来的战报中窥探出了傅潜的危害。正好赶上真宗下诏要百官上章直言边塞之事，钱若水就上了一封奏章，直接弹劾傅司令。
他说：
“傅潜领数万雄师，闭门不出，坐视契丹俘掠生民，上则辜委注之恩（辜负重托信任的朝廷恩典），下则挫锐师之气。军法曰：‘临阵不用命（不效力听命）者斩。’今若申明军法，斩潜以徇（将傅潜正法，宣示天下），然后擢取（提拔）如杨延朗、杨嗣者五七人，增其爵秩（加官封爵），分授兵柄，不出半月，可以坐清边寨。然后銮辂还京（真宗大驾可以从大名返回京师汴梁），则天威慑于四海矣。”
钱若水这一番话，应该是挽救后来局部败绩的唯一正确良方。
但真宗不愿意这么做。
时任右司谏的言官梁颢也有类似上言。他说：“用兵之道，在明赏罚。兵法曰：‘罚不行，则譬如骄子，不可用也。’昨者命将出师，乘秋备塞（乘秋天之际在边塞备战），而傅潜奉明诏，握重兵，逗挠无谋（逗留、匍匐，怯懦而没有退敌之谋），迁延玩寇（拖延，视退敌如儿戏），以致边尘昼惊，圣主栉沐（皇上在风雨中梳头洗浴，辛苦奔波），此所谓以贼遗君父者也（让贼寇直接面对君父）。以军法论，合斩潜以徇军中（应该斩傅潜向全军宣示），降诏以示天下。”
裴庄、梁颢、钱若水，都已经看出了傅潜的奇怪，但他们在傅潜投敌尚无行迹时，不愿意“诛心”猜测，只好将他异乎常态的举动归咎于“不用命”“无谋”。傅潜为何如此怪异？为何敢于“不用命”？
如果了解“五代史”，了解后唐末年的石敬瑭、了解后晋末年的杜重威、了解后周末年的樊爱能（《大宋帝国三百年》第一部，已经分别写到这几位“规律性出现的人物”），就不会奇怪傅潜的各种离谱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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