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际，当真宗赵恒有了非“时”而动的念头时，明了“时为大”的辅臣王显、钱若水等人，展开了劝谏。幸运的是，真宗不是拿破仑，不是宋太宗，没有坚持击破“反法联盟”或“乘胜取幽蓟”的激情决策。他应该意识到：战争，不是当下最佳选择；大宋，眼下还打不赢契丹，更无法“消灭”。
但真正让真宗认识到契丹无法“被消灭”，还是在后来的又一场大战，“望都之战”。
员外郎的“车战之法”
长城口之战，契丹损失两万多精甲骑兵，大宋也损失近一万。但契丹战争成本比大宋低，草原境内有的是马匹，补充起来很容易；大宋辖境基本不产马，所有马匹都需要从有限的关卡购置进口，如此，马匹补充则困难得多。所以，就马战而言，大宋成本昂贵。一役之后，补充原来的整编骑兵部队，需要时间。这样分析，就知道：长城口之战，契丹虽然失败，但并未伤筋动骨；大宋虽然战胜，但已经伤耗元气。
所以当真宗在战后向朝廷官员问询“御戎策”也即对敌战略规划时，一位名叫吴淑的职方员外郎，上疏数千言，要求恢复古代“车战之法”。
职方员外郎，相当于枢密院下属兵部的参谋官员，吴淑是太祖收复江南时，从南唐过来的才子，历仕南唐后主李煜，大宋太祖、太宗和真宗，经多见广、通古知今。他看到了马战的奢侈，于是在太宗《万全平戎阵图》基础上，将“车战”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严格说，“车战”，在实战中可攻可守。作为守势，以战车围合为军阵，对防备契丹骑兵的“驰突”有优势；作为攻势，如果契丹骑兵不多，马车布阵后，腾出辕马为预备战马，也可以与契丹骑兵对决；这样，似乎可以解决马匹稀缺的被动局面。吴淑的意义在此。但如采用守势，则必须提前布阵；遇到敌骑来袭，仓促之际的混乱，战车远远比战马严重。而实战中，遭遇战是经常发生的。如果采用攻势，则战车又不如骑兵灵活。战国时赵武灵王之所以采用“胡服骑射”，实在是基于实战的思考。实战中如果需要展开战术追击，车是跑不过马的。而且，拉车的辕马转换为坐骑，有一系列技术问题要处理，很麻烦。且辕马与战马几乎就是两个品种。辕马由厩夫管理，战马由骑士训练，并非一个系统。吴淑的建议有实操难通之处，所以真宗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但称赞了他所上奏章的“博赡”，文采渊博而丰富。
“望都之战”前一年，大宋预感到边境有事。但真宗已经开始考虑和平之后的安排。民生问题，始终是真宗大帝思考问题的核心。有一天，他在崇和殿开始阅读名臣张去华所著的《元元论》和《授田图》。张去华是当朝大臣，是宋代最为重视民生的政治家、思想家之一。这两部书，就是张去华对民生问题思考后的文本。真宗读后，很感动，对近臣说：“经国之道，必以养民务穑为先。朕常冀边鄙稍宁，兵革粗足，则可以力行其事，使吾民富庶也！”
治理国家之道，第一要务就是养民、重农。朕常常期待着边境烽火稍稍宁静，国防力量稍稍足用，就可以尽力推行这件事，要让我的国民富庶起来！
随后，张去华得到真宗嘉奖，真宗还让他将两部书誊录在绢上，装帧为十八轴，挂在龙图阁四面墙壁上。龙图阁，真宗一朝建立，专门用来收藏太宗的墨迹以及与太宗有关的典籍、图画、文物，具有皇室档案馆性质。
即使在西夏屡屡骚扰西北，契丹已经开始南侵之际，真宗还是坚持“偃武修文”的国策。他瞩目的不是一时一地，而是万世太平。
国家开科取士，真宗亲试礼部举人，得到以王曾为首的进士三十八人，《九经》诸科一百八十一人，全部赐“及第”。所谓“及第”，就是中选。古人考试得中后，要排名，这个叫“次第”也即顺序。“及第”就是“进入了这个次第之中”的意思。这之中有一个来自代州（今属山西）的进士李光辅，此人善于击剑，到了面见皇帝时，唱名，礼仪官介绍他“有何特长”，真宗知道了他的武功。真宗一朝虽然已经有了“武举”的考试，但他还是希望文武分开，不希望文官习枪弄棒、耍刀舞剑。真宗说：“如果奖励重用这样的人，天下百姓都好耍剑术了。”所以，坚持不用，李光辅被遣返回乡。
而这时候，西夏李继迁已经攻陷了西北重镇灵州。知州裴济独守孤城多日，给朝廷写血书求援，朝廷派出名将石普、秦翰等多人率骑兵数万去援，但到达之前，灵州沦陷。
随后，契丹又一次开始南下，为首者乃是北府宰相萧继远。契丹主耶律隆绪则从草原深处到达今属河北张北县的鸳鸯泺（音落）。鸳鸯泺，又称鸳鸯泊，此地南北有两个湖泊，故有此称（另一说法是此地多有鸳鸯聚集，故名）。草原帝王狩猎之地往往在此。而狩猎，又有军事演习的性质。契丹主如此迫近中原，等于在南侵之前向大宋耀武扬威，意思是随时可以御驾南下。
国家正在用武之际，真宗却做出一个姿态：不用尚武的进士李光辅。不仅不用李光辅，甚至还专门表彰了一个隐士种放（姓种，音冲）。历史上的隐士们，都是“高尚其事，不事王侯”的人物。尽管此人后来颇有劣迹，但此际真宗奖励他自有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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