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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帝国三百年:真宗赵恒_金纲【完结】(6)

  “走马”这才意识到李应机乃是皇上派出的亲信,来时想好的一通坏话也说不出来了,愕然中,将“密疏”呈上。真宗拆封,认真看了一遍,不断点头称善。又问:“李应机在益州治理地方,怎么样啊?”“走马”已经不敢编派坏话,反过来说了一番称誉的好话。真宗对“走马”说:“你回去告诉李应机:他所上奏的意见都很好,朝廷就要施行。如果还有其他意见,尽力传来我看。蜀中无事时,很快就会召他回京了。”

  不久,李应机回京,再次得到提拔,几年中,成为朝廷显官。

  但李应机为官虽然“强敏”,刚猛强健,机智敏捷,却有贪财的恶习,而且行事多处现出权诈之象。这些,也被真宗看在眼里,所以渐渐疏远了他。

  “和气”的赵恒很希望能有“猛士”来守四方,敢惩罚王府小吏的李应机,似乎很有点“猛士”范儿,于是得到重用。但一旦发现这类“猛士”存在道德上的缺陷,他就不再欣赏。真宗不是“事当务实”的功利主义者,而是“天下为公”的道义主义者。(“事当务实”,是五代名臣冯道语录,此语曾被王夫之痛贬,详见《大宋帝国三百年》第一部。)

  缉盗三害

  咸平五年(1002),这是真宗登基之后的第五个年头,指挥使马翰请求缉捕在京的“群贼”。真宗对辅臣们说:“我过去做开封尹,听说马翰以缉捕贼盗为名,结果反生出‘三害’来:民中豪富怕他‘纠察’,于是经常厚厚地贿赂他,这是一害。每一次抓住贼盗,收缴贼赃,他都会报一个足以让贼盗判处死刑的上限之数,送官;多余的贼赃,都被他独吞,这是二害。他因此经常蓄养着十几个无赖,到各处去‘侦查扰人’,这是三害。但是因为马翰的这些事还没有显著败露,因此还不能就罢免他。从今以后,捕获贼盗之事,只委托开封府有司来做,不要让马翰参与其事。”

  这一则故实中,蕴含的军政信息相当细密,治史,自可从中寻绎端倪。这里至少可以看到,即使法网恢恢,也总有顽劣宵小之辈,以“寻租”为手段,危及民生。就人性之贪婪而言,古今以来的“小人”并无太大差别。但凡是危及民生之人,一旦劣迹昭彰,帝国必行抑制之法;当其并未昭彰之时,帝国则尽力“曲突徙薪,预为之防”。

  “诛斩贼盗,捕获叛亡”,是《千字文》中的句子。这种行为,几乎在所有文明邦国都被视为必须实施的治理要素。真宗的优异之处在于,他知道“兴一利”时,往往会“有一害”,如果只注重“缉捕”群盗,则官员因此而谋取私欲利益之手段,就会乘虚而入。

  但帝国在官员没有显著大恶时,往往采用“优容”政策,尽力不去“法办”,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做“新民”。真宗在朝堂与诸辅臣说这个话,就是要传导给马翰听,激发起他的羞耻之心。帝国在尽力“敛天地之杀气,召天地之和气”。从五代走来的大宋帝国,对道义建国有自觉性。

  “曲突徙薪,预为之防”,是帝国三百一十九年的基本国策。

  “敛天地之杀气,召天地之和气”,是帝国三百一十九年的基本精神。

  惩治无赖的策略

  “敛杀气”“召和气”的帝国,仍不乏豪横顽民,就像今日美利坚,仍有枪杀无辜儿童之凶顽,谋害同床妻子之邪僻,不稀奇。“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世界必然参差不齐,道德亦然。那种试图令道德水平举国划一的讨论,皆类梦呓。故圣贤对待此类问题的姿态是:教化天下,但永远不做“毕其功于一役”的春秋大梦。

  真宗时,曹州有赵谏、赵谔弟兄俩,都是凶狡无赖之徒。他俩常常用恐吓手段诈人钱财,并交结官吏,乃至不时干预地方政务。围绕着赵谏、赵谔更有许多“小兄弟”,也都横霸一方。二赵行径仿佛“黑社会”。

  有一个太常博士李及,受诏要通判曹州。赵谏正好有事来到汴梁,听说李及要做家乡父母官了,就递上一张名片求见。但李及拒绝了他。赵谏大怒,谩骂而去。

  随后,赵谏就开始给李及编造故事,制作成帖子,四散递送,诋毁他的名誉。

  李及看到后,因为是赵谏匿名,不敢发作。

  正发愁,有一个大理寺丞名叫任中行,恰与赵谏同乡,知道他的劣迹,就写了秘密的表章上给朝廷。这才算是挽救了李及。

  随后开始搜查赵谏豪宅,得到他与朝士、内侍以及地方官的来往书信很多,赃款“巨万”。这个“巨万”在古汉语中不是“巨大到一万”的意思,而是“巨额很多万”的意思,有说法甚至认为“巨万”就是“万万”,也即一个亿。总之是说家资超富。

  诏下:二赵并斩;同党决杖流放;与二赵来往密切者人人降官或黜免。

  真宗认为这两人危害地方,性质恶劣,打算“穷治”与二赵交游的朝官。御史台也审讯出一个名单,应有七十多人要下狱。

  负责司法的中丞吕文仲“请对”,请求见皇上说话。他说:“被逮捕的人,太多,很多都在外郡,如果全部拘捕,臣担心惊动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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