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宗说：“爱卿你正在执掌国家宪法，当疾恶如仇，岂能公开地来庇护这些人呢？”
吕文仲说：“臣所在的中司这个职务，不仅是举发、纠正臣辅过失，还要顾全国家大体。现在就算这七十多人都犯了罪，以陛下的仁慈，一定不会全部正法，顶多不过废弃罢黜罢了。那样就会造成官员缺失。臣意见是：只需要记录这些人的名籍，继续考察他们的为人，如果还有过失，那么在举选时、朝廷临对时，再摈斥之，未为晚也。”
皇上答应了他的意见。
这种处理模式，就是“用败将”而以观后效。治理模式中，善用“败将”是一种控制性策略，往往有奇效。秦穆公三次起用败将西乞术、白乙丙，就是经典案例。吕文仲得其密，宋真宗有所悟。这是与“纯洁队伍”截然不同的思路。天下广大，世界宏阔，不是大恶，稍稍优容，浑沦一气，以“耻感”影响贤良和不肖，是培植国家根脉之举。
太宗时，有个类似的故实，可以互为考见。
说淳化年间，太宗对宰相吕蒙正说：
“幸门如鼠穴，何可塞之！但去其甚者，斯可矣。近来纲运之上，舟人水工有少贩鬻，但不妨公，一切不问，却须官物至京无侵损尔。”
奸邪小人或心存侥幸之辈，进身的门户就像老鼠洞一样，哪里能够做到全部堵塞！只需要将那种太过分的清除就可以了。近来漕运船上，船工们往往有少部分人在公干之余，还夹带私货贩卖。但是只要不妨碍公事，可以一切不必追问，只要漕运货物到京没有侵损即可。
名相吕蒙正很赞赏皇上这一番话，他补充意见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小人情伪，君子岂不知？盖以大度容之，则庶事俱济。昔曹参以狱市为寄，政恐奸人无所容也。陛下如此宣谕，深合黄老之道。”
所谓“狱市”，“狱”指教唆词讼，也即刀笔吏师爷们的勾当；“市”指缺斤少两，奸商们的勾当。这是史上“奸人”最为集中之地。曹参在大汉齐国做宰相，临行时，告诫后来者说：“齐国这里的‘狱市’，轻易不要扰乱它。”接任的相官很诧异：“难道治理地方就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吗？”曹参说：“不然。狱市，是奸人寄托所在，所以要容，否则奸人到哪里去安身呢？所以我将这件事当作头等重要的大事告诉你。”
政治治理，不全凭“价值理念”。几乎所有诉诸“理想状态”，让世界“清一色”成为“君子国”的治理方案，都是问题重重的。圣贤通晓此义，以道家黄老之说显著揭示。
传统中国，深通治道者皆明此理。
赵谏之后，又有崔白。
崔白是开封人，算是京城一大无赖，常常威胁群小，取财致富。之前还有个无赖名叫满子路，强横任侠，名闻京师。赵谏因为豪横而伏法之后，崔白对人吹牛说：“满子路，那是我这一辈的人物，赵谏，我门人，徒弟而已；其他人，都算不上数。”他想买邻居梁文尉的住房，梁文尉不许，他就多次诟骂侮辱。不久梁文尉病死，留下妻子张氏与两个幼年的儿子。崔白就派人到寡妇家门日日投掷砖瓦石块。张寡妇不堪其扰，转徙他处，房屋作价一百三十万钱出售。崔白用九十万购买。张氏到官府上告，崔白就增加了三十万钱，却偷偷地减少房屋的出售价格为一百二十万，并且让自己的仆人来做证。随后，来到开封府，反过来状告张寡妇。与此同时，开始贿赂官吏。
崔白一向与朝官殿中丞、权大理少卿阎允恭有来往，就请阎允恭就这个事向开封府判官韩允沟通。韩允于是判处：张寡妇随意增加房价，给了她杖刑。
崔白得到这个结果，大喜，就开始到街楼酒肆大肆吹嘘自己的“关系”有多么多么硬。
但皇城司得到这个街市传闻，没客气，奏章一上，就到了真宗那里。真宗看后，当即令御史台抓捕崔白，审讯后得实，朝廷给出了处理意见：韩允，被除名，即不再隶属于官籍，去做岳州文学，到地方学校中去做事；阎允恭也被除名，去复州做文学。崔白被决杖，发配崖州牢城；崔白的儿子也曾作恶，被决杖，发配江州。同时下诏诫谕首都官民，引以为戒。
老病厢军
大宋实行募兵制，几乎所有的禁军、厢军、乡兵都有数额不等的薪水或津贴。很多无家可归的灾年流民，以及部分被俘的军士，就被收容为厢军。厢军很少打仗，一般充当工役。有些人还带着家属，住在城中。厢军士兵们来来往往，仿佛上下班一般。这类人数量相当多，所以大宋有“冗兵”之说。
“澶渊之盟”后，大宋与契丹和好如兄弟。但多年过去，汴梁城里尚有十八个老病的厢军骑兵。
按照规定，这些人可以发放一笔钱，遣返回籍，停止当兵资格。
真宗知道后，下诏给负责厢军的殿前司，让他们挨个去询问：没有亲戚、故乡无人照应者，仍然许可继续留在军中；愿意回乡，或愿意自动停止军籍的人，可让他们自主选择。
史称“上以异域归顺之人，老而摈退，或无所依故也”。这是皇上因为他们是从异域归顺的人，老了让他们退休，很可能无所依没有办法养老，所以给出了这个诏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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